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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丨廖元辛
撰文丨苏惟楚
当地时间8月28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34岁的博士研究生齐太磊涉嫌在实验室开枪打死其华裔导师严资杰。29日，齐太磊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和校内持有枪支罪，并首次出庭，法官将听证会时间定于9月18日。
《时代联盟报》引用严资杰的导师 Doug Chrisey 的叙述，Doug Chrisey 称，在今年7月，严资杰向他提及自己的一位学生有精神健康问题，“他希望这位学生能够尽快毕业，也向相关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
“研究生院的科学研究很艰苦，由于常面临实验失败和论文被拒，学生们的压力非常大，”Chrisey 总结。
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迅猛，从2000年的3.9万到2019年的70.35万。1978年至2019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
2013年，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刊发了一项研究，研究者对耶鲁大学130位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45%的人报告有抑郁症状，29%的人报告有焦虑症状。然而，在受访者中，27%的人从未听说过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只有4%的人用过这项服务，但后者也多为漫长的等待、有限的咨询时间所困扰。
2022年，在Covid-19流行期间，一项面对中国留学生的研究显示，由于社交隔离、线上教学等原因，64.9%的人群感到焦虑，其中22岁以下留学生的焦虑患病率（68%）高于22岁以上的群体（61%）。
北卡校园枪击案本身目前还需更多的信息，但该事件延伸出来的另一主题值得关注：当代留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他们需要怎样的支持？
我们为此拜访了廖元辛。他在北大毕业之后，赴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公共政策专业硕士。2015年毕业后，他走访美国19个州，30多所高校，访问了100多位中国留学生，并于2018年出版了《新留学青年》一书，讲述了这一代留美学生的真实生活。
“留学生在海外，明显脱离了亲情磁力场，没有父母的注视，远离亲戚，人际关系也无法与国内相比，”他试图总结，“好像身处旷野之中。”
他引用了一位纽约心理咨询师的叙述，“定义自我、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是每个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但对于留学生来说，连续的自我认知发展过程因为留学而突然被切断，再到一个学业、生活、社交各方面都处于高压状态的环境中重塑，就会造成很多挑战。”
以下是他的叙述：
身处旷野
留学生出国之后，首先面临的是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
比如“城与乡”的巨大差异。在美国，很多学校建在乡下，虽然叫“大学城”，但城镇都是围绕大学发展而来的。但国内，许多大学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留学生离开国内热闹的城市生活，来到美国乡下的大学城，就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关于“乡居”生活，不单单是指生活不便利 ——以我自己在马里兰的日常为例，
平时坐校车要经过15分钟山路；唯一的商业区是散落在一块停车场四周的几家快餐店和服装店，去任何便利店都要开车；周末没有校车，出门理个发，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更重要的是，包括我在内，很多留学生会感受到一种置身“世”外的疏离。在北京、上海、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大都市，不管是奥运会、世博会还是时装周、马拉松，个体即使无法真切置身其中，也多多少少会有时代的参与感。但对我来说，“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过去20多年的城市生活被隔断重新塑造。
很多人也会感到强烈的孤独感。比如我的一位学姐，在给我的信中，她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孤独。她是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刚抵达布卢明顿时（学校所在的小镇），每天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连续哭了19天。
因为美国的人际界限相对明确，每个人更关注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留学生背井离乡，没有国内温暖的人情磁力场，远离家庭、亲戚和朋友，也缺少兜底的安全网。
总结自己的留学生活，我会用一个词来概括，“旷野”。如果说孤独是一种心境，“旷野”可能就是一种完全依靠自己的状态。
美国社会更强调鲁滨逊精神，社会对个体的期待是，无论工作还是学习，一切都要依靠自己。很多时候，没有人给你兜底，你必须面对日常的细枝末节。所以很多留学生在海外至少学会两件事：开车和做饭，即使没学会开车，也要学会通过导航找到回家的路。
再比如搬家，我们在国内可能都已经习惯了在手机上轻松下单，就有师傅来打包搬运。但在美国，很多时候都需要自己去租搬家用的卡车，甚至要自己驾驶。这些事情，你搞不定，完不成，很难指望别人来帮你。
除了环境之外，留学生普遍面临的另一个冲击是，随着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个体会感受到强烈的落差，从而影响心理和生活状态。尤其对于新入学的留学生来说，这种情况更是普遍。
在国内，“好学生”的评价标准相对单一，那就是学习成绩好。比如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初中时参加奥林匹克物理竞赛，成绩很好，是学校里的“名人”。高一移民到美国后，他发现当地关心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人没国内那么多。相比之下，美国的高中生觉得最酷的是，男生打橄榄球，女生做啦啦队。这种情况下，他的自我认知就会受到冲击。
我的另一位访谈对象也是如此。这是我的一位师姐，我们住所很近，也经常聊天。她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读研究生，她在国内的成绩和实习履历都很好，外形也很好，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在评价体系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据很好的位置，得到更多人的喜欢。但到了美国之后，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原本在她看来“来自国内二三流院校的同学”反而在很多方面更受欢迎，为此她深感挫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美国，大家不在意你是否来自清华北大，而更注重你对学业和工作是否投入，是否尊重他人，是不是一个好的团队合作者。
另外，国内外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也会给留学生带来挑战。
比如说，在国内，普遍存在着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的思维方式。大家总觉得，硕士优于学士，博士优于硕士。
但在欧美各国，读博士和读硕士，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博士是以培养学术研究者为目标，是进入学术界和高校教书的敲门砖。
而硕士则是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敲门砖。比如有人当了五年中学老师之后，如果想从商，就去商学院读一个master。
因此，在硕士项目中的外国人，大都有工作经验，他们目标明确，读什么，去哪里读，读之后做什么，都有自己的回答。中国留学生则与之相反。我在修一门名叫公共管理的课程时，任课老师之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我能听懂她说的词句，但无法想象其描述的工作场景——这对于普遍缺少工作经验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常事。
这跟国内用人单位青睐学历高的应聘者不无相关，学历影响着录取和起薪，甚至未来的升职调动。同样一份工作，一个22岁的本科生，和一个24岁的研究生，很多国内用人单位会倾向后者。
因此，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家长大都把学历当做跳板，留学生茫然地出去，茫然地毕业。很多人还处于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并不清楚专业是否是自己喜欢的，怕犯错，也更容易犯错。
那些普通沉默的大多数
我想写一本关于留学生的书，想法最早起自2012年“南加州大学枪击事件”，两名中国研究生在洛杉矶校区一英里外，在二手车内被枪击身亡。但媒体报道引入了“二手宝马”等字眼，一时间，关于当事人“富二代”“官二代”的猜测铺天盖地。但事实是，他们二位都出身普通家庭，求学生活也很简朴。
这种对留学生群体“标签化”的讨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读梁鸿的《出梁庄记》，作者指出，随着农民工群体被社会不断符号化、标签化，人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
尽管留学生和农民工之间存在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社会对他们的标签化程度不断加深。
在我写作的那一年（2016-2017），有35万名中国学生前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然而，在媒体的叙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面目模糊且沉默。当我搜索关于留学美国的信息时，看到的要么是“哈佛女孩”的励志故事，或者是开跑车住豪宅，亦或者是其他一些在美国升职加薪的成功学的案例。但大多数留学生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和心境？他们在学业、社交、生活和家庭等方面都面临着哪些挑战？这些都少有人关心。
我感觉，社会对留学的理解，好像还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印象。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出国热”。那时，中国留学生主要有这些特点：
大多数人的背景相对统一：公费，学科集中在理工科，拿奖学金攻读博士。这些留学生中，60%~70%来自北京和上海的高校，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没有互联网的背景下，这两个城市获取海外信息，比如学校、学科专业、老师等信息，相对更容易一些。
当时出去的留学生普遍都没有什么钱，无论是去欧洲还是美国，很多人下飞机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学校报到，而是直奔中餐馆刷盘子，以确保生活来源。
一些书和影视作品都曾反映过那个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的处境，展示他们的心酸，比如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北京人在纽约》。
那时候，国内和海外的经济差距比较大，许多人想在毕业后获得工作签，比现在容易许多。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每年赴美的人不超过两三万，但当时美国每年工作签的配额大概有十几万，竞争远没有现在那么激烈。
相比三十年前，当下留学生群体的背景和构成都出现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人数成倍增长，这也意味着竞争压力增大。尤其是让一些中国留学生谈之色变的H-1B签注，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和印度、拉美学生参与抽签，抽中之后，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三年（此后如有需要，可以申请再延长，再次到期则不能延长，只能选择其他类型签证或绿卡）。
这些年，国内经济飞快发展，家庭环境都有了明显变化，大家都有一定的资金，留学生刚下飞机就去刷盘子的情况也不再是普遍现象。同时，留学专业选择也多了起来。过去为了奖学金，很多人选择理工科，但现在，读艺术、读电影，各行各业都有。
低龄留学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我成书的时候（2016-2017），中国赴美留学生中，低龄留学生、本科、硕士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2:2。
另外，与三十年前相比，还有一个关键变量——独生子女，这一点无论对留学家庭还是留学生本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的情况下，家庭中对单个孩子的期待不会那么高，投入也不大，当他们做出未来的人生规划时，家庭也不会有多大的干预 —— 如果一个孩子留在国外，父母年龄大了，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顾。
但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这一代留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垄断了家庭所有的教育资源。他们的父母，其中一些人可能受益于恢复高考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愿意倾尽全部给孩子提供好的学习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父母逐渐成为留学生专业、学校选择的主导者。
我见过许多留学生家长，他们对留学的认知、和孩子的沟通方式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一些家长基于自己的经历、知识结构和视野，可能对海外生活非常了解，对于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判断，这对他们和孩子的流畅交流奠定了基调。
相比之下，一些家长缺少对海外的了解，在微信群里人云亦云。也有一些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出国就算任务完成，对于孩子后续生活缺少关注的动力。当孩子留学遇到困难时，家长可能会无意识地弱化困难，这会导致孩子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因为在孩子看来，如果父母不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处境，报忧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会让自己承担额外的压力。
一些留学生愿意和我聊，让我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也是希望以我作为“第三方”出口，让父母更多了解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处境。
对于独生子女来说，父母也在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中占据特殊地位。我看过一份十年前的研究，提到对于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独生子女）而言，影响其未来是否留在美国的几个因素中，父母是排首位的。那几年，关于中国空气质量和PM2.5的讨论铺天盖地，但研究显示，就留学生的选择来说，环境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的一位访谈对象就提及过自己回国的原因，“我一出国，家里就剩爸妈两个，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们”。他的妈妈年轻时有心脏病，一次输液差点休克，那时他还在国外读研，因此一毕业，他就立刻回国找工作了。
抑郁的留学生们，只是讲出来都很困难
触发留学生抑郁的因素很多，前面就有提及来自环境、社交和学业带来的挑战。
我想重点提两个群体。一个是低龄的留学生，他们本身处于探索自我，塑造世界观、人生观的阶段，如果环境出现剧烈变动，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
另外则是博士群体，因为从PhD的申请开始，一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学校的录取委员会虽然会把GRE和托福的分数、推荐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但最终录取的结果不像单纯的考试成绩那样，掌握在申请人手里。这是在申请读博时会遇到的问题。
而在正式开始读博后，挑战依然很多。比如我的一位访谈对象，他曾是大家认为的那种“适合做学术的人”，头脑聪明，能够沉潜做学问，定力十足。但与许多苦行僧的学霸不同，他也享受生活，是班里篮球队的主力大前锋。
然而，他在美国读经济学PhD的时候，严进严出的标准也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告诉我，第一年还只是“知识的纯消费者”，看教材、做题、考试。第一学期结束后，会有一次资格考试，通过后才能继续读PhD，项目中十七八个人，四五个没有通过这一考试，只能退出。
其他学校的淘汰规则更为严厉，实行按比例淘汰。
让他感到更吃力的是第二年，他从“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要尝试自己建立模型，去解释现象。
在我完成书稿的几年后，我们在北京相遇，他在第三年选择退出，重新读法学博士。相比自己建立模型，可能理解、阐释法条对他来说，更容易一些。
在一些理工科专业中，如果是跟工业界联系更紧密的学科，退出之后就业相对容易；但对于一些基础学科的学生来说，出口相对更窄，路径单一，可以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在这样的处境中，不少人逐渐出现抑郁情绪，但很多人都不自知，仍在苦熬。
我曾有过类似的体验。2015年，因为工作的迷茫、是否回国的焦虑，以及感情受挫，我曾陷入半年的抑郁情绪。天亮才能入睡，午后起床，醒着的时候要么打游戏，要么等待天黑，继续入睡。
朋友找我打球或外出游玩，我也躲着他们。甚至连吃饭、洗澡都变得极为困难。当年8月，我回国见到父亲，他说，“你该多运动”，但事实上，这并不由我主观意志主导，面对我的状态，他变得焦虑，则更让我寝食难安。
我在做访谈时，发现许多留学生都有类似的处境，但大家彼此从不或很少交流，总觉得自己是“异类”，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当听我说，“我也经历过”“我采访的留学生中，抑郁情况相当普遍”时，他们的眼睛突然亮了。我那时候逐渐认识到，讲述抑郁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我们也缺少窗口，看到他人也如自己一般困顿其中。
事实上，美国本土学生的抑郁率其实也很高。在2021年-2022年里，研究者对美国 133 所高校中 96000 名美国学生进行调查，其中44%的学生报告有抑郁症状，37%的学生报告有焦虑，15%的学生在过去一年考虑过自杀——这是过去15年来调查历史上最高的比例。
中国留学生面临的处境、触发抑郁的因素和当地人有很大的差异，很多时候很难有参考价值。如果一些高校没有面向留学生的心理支持体系，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可能确实会让人在寻求帮助时却步。
我向一位访谈对象询问，“如果有机会，会向未来计划留学的学弟学妹建议什么？”她告诉我，学校的心理咨询依然是最佳的求助选择，有的学校配有讲中文的咨询师。
“效果未必立竿见影，但他们至少可以帮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以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绪，你就会不慌了。就像感冒，第一次感冒治好了，以后再发烧咳嗽，你就知道要怎么面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