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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旧称肤施。
佛传尸毗王在清凉山修行之时，遇老鹰捕食小鸽，纷争中，尸毗王割肤肉喂饱老鹰以解救小鸽。
肤肉恩施，息事宁人，肤施之谓，得源于此。今天的清凉山上，还有圣迹可寻。
也似乎是从这一源自北魏时期的佛传故事开始，陕北这座不大的城池，定格了它影响中国大半个世纪的精神魅力——
人的魅力。
一
1937年11月，诗人柯仲平到达延安，站在延安街头，将一代青年眼中的“朝圣地”写入了诗：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
当时的延安，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共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不久，全城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一从南门到北门，构成南北向通路；一从东门到凤凰山麓，所过之处，房屋、设备极为简陋。
没有人想到，偌小个弹丸之地会忽然住进中央机关及红军部队；也无人料想，自中共中央对进步青年定下“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来去自由”政策，短短数年间，延安的人口，从三千人扩充到了四万人。
全国各地的青年，像被磁石吸引着，毅然决然来到延安。
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二
通往延安的路绝非坦途。
有陕北民谚称：“宁肯往南移一丈，不愿向北挪一步”。黄土高坡受积年风雨，已成沟深梁高、纵横交错。山与山之间，人可对面而歌，行却半天不即。
而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状，一般知识青年要先突破沦陷区与大后方重重障碍、冒极大风险才可至西安；此后向北，要通过咸阳、草滩、洛川等九个军警关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如是行程以四字相概括——“杀身成仁”。
但也是如此行程如此路，触动了一代青年人的心灵——退路几近被断绝，只有延安是归途。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初到延安的作家何其芳如是写下当时当境、延安创造的“自由、宽大、快活”的“历史奇观”。
年仅19岁的印尼归侨孔迈，瞒过父母、为抗日冒死北上，一张写有“妈妈，把我献给祖国吧”的7寸相片自途中寄出，毕生再未见过家人。
当年初到陕北窑洞的丁玲，于马灯昏暗下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讲述往日在南方的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后来这一段交心，被这位“延安文人”视作“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有人将延安称为“赤脚天堂”，意即奔赴延安，难免肉身“赤脚”，却可获精神上的天堂。
能在贫瘠的黄土地上辨识出“天堂”的那代人，是不无艰辛而得幸福的。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话
三
“延安是乡气、安静、朴素，与其说像中国共产主义的军政中心，毋宁说更像中世纪学院的校园。”
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走入延安，与其间的“青年学员”擦肩而过，对一个“乡野地方”所给予半个中国的红色指引，有了更深的好奇。
青年人走入延安作何？
那时全城惟一的一所好房子，就是坐落在十字街口东北面的天主教堂，教堂后方及旁边的东山上，排排窑洞，正被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人才的朝气所填满。
1938年短短4个月间，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帮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人数共计2288人；也是在同一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的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大获成功。
人心有待。戏剧、文学、音乐、美术对于抗战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作用日益突显。
1938年4月10日，以已故的鲁迅先生为名、旨在培养抗战“不可或缺”的艺术工作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
同月，毛泽东在学院讲话中寄语青年，
“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
这些青年人自己挖窑洞、建校舍、延河边洗漱、宝塔山下露天上课，坚守的信条倒也简单——以水洗浴，可以洁体；以雪澡涤，可以净心。
延安的古城墙上同时竖起了启蒙之音与建设之旗，也是在黄河水深深的“九”字弯弯里，人们得窥城外的血与火之间，来之不易的心灵的自由、行动的大胆。
1940年鲁艺成立两周年前后，朱德对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做一方向性指明——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
当时作为边区民众剧团负责人的柯仲平在发言中提及：每次演出后，群众送来许多鸡蛋慰劳我们；我们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向新的演出地点走去，鸡蛋皮就撒了一路。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不用问，只要顺着鸡蛋皮，就准能找到。”
延安鲁艺文化园区
四
今时今日，延安鲁艺旧址旁的东山上，依然有二十孔窑洞矗立。
山下的老百姓指认，排在最前面的一孔，正是《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音乐家冼星海的旧居。
1938年9月，冼星海在武汉致信妻子，
“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再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
延安的热土让曾踯躅在巴黎阁楼里、从牛眼窗中探身出来练琴的天涯人有了归意，在鲁艺教起了唱歌、指挥起合唱。
1939年延安欢度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夜晚，近万名青年聚集在城北门外西山脚下，听冼星海指挥《生产大合唱》。据当时的学员回忆，其时声浪几番回荡往复，越过延河、于群山回响；同年，光未然据两次渡黄河和在吕梁前线的战斗经历，写成400多行的《黄河吟》长诗，冼星海仅用六天时间、不眠不休谱成《黄河大合唱》。
千百年来黄河迂回曲折，在民族危亡之际爆发出积蓄已久的力量，周恩来不禁为之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30年代置身于陕北黄土地的女作家丁玲，同样在东山上拥有一孔贴满窗花的窑洞。当年从西安北上途中，丁玲曾在洛川停留一日，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自谓获得“一种新的人生”。
这位昔日的“莎菲女士”先后下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
“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去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
居住在东山坡上的艺术家的“工作伦理”简明却超乎于一整个时代——“到群众中去”。
夏天的晚上，农人乘凉坐于长凳之上，手执大芭蕉扇，那其中有故事；鲁艺的学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在田间地头集起信天游、于黄土畔听放羊娃唱歌。
因而当贺敬之一朝听闻“白毛仙姑”的故事，就在土窑里透支了健康、浇注于揪心的情节，写下了那部划时代的歌剧。
1945年的《解放日报》记载，每次《白毛女》演出时，观众都达三四千人；人们或对黄世仁喊打不绝，或因“穷人的心里话”潸然泪下。
“不对黑暗宽容，对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不满足自己的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不轻视别人的即使最小的努力”……鲁艺人的十条《艺术工作公约》，始终悬于校舍外墙上，伴随其服务抗战、振奋军民。
在一切打击与斗争中，得回个体与国族应得的新生。
冼星海指挥鲁艺百余人排练演唱《黄河大合唱》
五
奔向延安的路，是艰险漫长的；走出延安的路，更是激荡而长远的。
于一代知识青年而言，他们在延安得以脱胎换骨，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融精神思考于行动实践，从欧罗巴带回芦笛的诗人，自己开荒种地，投身于时代洪流。
圣城之下，各人都拄一根用枣木或其他木料自制的手杖——仿若把两条腿变成三条腿，赤脚跨过万水千山，打碎了荒凉。
沿着历史往下走，多少男女青年络绎于途、意气风发的过去似从未远去。
“有人说陕北不好，我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如是讲。
延安十三年，十三个春秋的血肉生命、钢铁精神，描画出一个历史时代的至高点。
其后的中国，会永远铭记母腹之中这一轮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幸福之时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必随之到来。
策划/独孤九段
文/点苍居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