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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文昭
最近，安徽一家医院发生的新闻让人目瞪口呆：患者李萍重伤入院，在被宣布临床死亡后，她的肝和肾被摘除，家属得到了20万“国家补助金”。随后家属发现，这场捐赠是假的，医生私自摘取了亲人的器官。
医生一直是器官地下交易不可或缺的一环
“假捐献”东窗事发，6名涉事医生现在以涉嫌侮辱尸体罪被逮捕。病人死亡，医生先想的竟是摘取器官，很多网友大骂这几个医生天良丧尽，天使变“魔鬼”。
家属也对涉案罪名不满——涉案人员不仅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侮辱尸体”，还涉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没有买卖的话，给我们家属的几十万哪来呀？”
事发医院
实际上，暴露的医生只是器官地下交易链条的冰山一角。合法捐献器官数量不足，是世界性难题。2016年，据世卫组织捐赠与移植全球观察站报道，合法捐献的器官尚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的10%。
据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介绍，中国每年大概有30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病，但2018年才开展了2万多例器官移植手术。再加上我国器官捐献率较低，可供合法移植的器官更紧缺。
供需失衡，自然就会有黑市交易。很多媒体也报道过器官黑市交易，在这一利益链条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医生各司其职完美配合，利用造假户口等手段，将张三的器官，移植到素不相识的李四身上，以此赚得暴利。不少器官都掌握在那些熟悉供需双方和医院的器官贩子手中。
而不管是从活人，还是从尸体身上摘取器官，都需要医生的参与。不过，以往此类案件进入司法环节之后，常常是组织买卖者被严厉打击，而一些医生护士即使被打击了，“也多是徒具象征意义。”
因此，很多人也要求严惩涉事医生——每一起卖肾案件里，都有一把罪恶的手术刀。
除了钱，医生参与器官买卖，也有自己的“道德支点”
医生参与器官买卖，并非稀罕事，别的国家也有医生参与。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钱，有国际组织估算，器官的非法交易每年能产生8.4亿-17亿美元的收入，非法交易来的器官的移植数大约占总移植数的10%。
但任何人做事，除了挣钱，也需要在道德上给自己一个出口。参与器官买卖的医生也有自己的“道德支点”——器官买卖应该合法，死者的器官“合理利用”，能帮助很多生命垂危的病人。
也许有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借口。其实，器官买卖合法化，一直以来都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反对的理由我们听了很多：买卖器官将大幅减少自愿捐赠器官的数量，可能对贫穷的弱势群体造成剥削，并导致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买卖人体器官也是对人类平等和尊严的挑战。
黑市器官价目表
但支持者也有自己的理由。除了“我的身体，我做主”这种理念，他们还从经济角度论证器官买卖的合理性：供需失衡，自然会有黑市，禁令将非法交易转变为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在交易中受到损害的人也没办法索赔。
他们认为，把交易放到阳光底下，由政府监管，虽然有些“伤感情”，但这才是保证人体器官交易正常进行的最佳方法，也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在本案中，涉事医生杨素勋未必没有这种想法。李萍的小儿子石祥林一家三口因家庭纠纷被大哥砍成重伤，给他们20万支付各种医疗费用，既让这一家好过一些，也能救需要肾肝移植病人的命，自己还能大赚一笔。
涉事医生杨素勋
如果器官买卖不能合法，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器官买卖合法的支持者，经常举伊朗的例子。作为世界唯一一个允许合法买卖肾脏的国家，它似乎不存在器官短缺的问题。
但在很多医学界人士看来，伊朗的肾移植系统虽已运行多年，但难以评定其是否成功，“卖肾的人大多是穷人，对卖肾后的影响和坏处了解也不多”。
世卫组织也有研究表明，贫穷导致一些穷人出卖自己的器官，但买卖器官后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甚至是负面的。
巴基斯坦的卖肾人
更重要的是，政府监管下的肾脏买卖系统，并没有消灭黑市。据财新网报道，由于伊朗政府的补贴过低，自愿捐肾者数量较少，患者通过政府渠道进行手术需要漫长的等待，大多数无法找到肾源的患者，只能依靠肾脏黑市。
就跟中国一些大城市买楼会有阴阳合同一样，伊朗的肾脏买卖虽受慈善协会的监管，买卖双方仍可以一面按政府渠道以市场价成交，一面私下交易补足差价。
张贴在德黑兰街头的卖肾小广告
也正是因为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即使是崇尚自由经济的发达国家，也并未效仿伊朗的做法。
生物伦理学研究机构“哈斯汀斯中心”卡洛琳·纽豪斯博士认为，在器官买卖合法化之前，应该尝试一些其他办法，如更好地保存车祸遇难者的遗体，以及原本很适合器官捐赠、但由于到达医院太晚而无法捐赠器官的病人遗体，还有科学家在研究可再生人体组织……
还有医生虽不赞成用现金购买肾脏，但支持减免税款、代付大学学费或培训费、以及赔付误工费和医疗费等补偿措施，鼓励更多的人自愿捐献器官。
此外，一些国家在器官捐献上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2016年，西班牙每100万居民中就有43.4人捐赠器官，创下全球新高。
世卫组织官员认为，西班牙的器官捐赠与移植制度能如此成功，关键在于集中化管理。在西班牙，不仅有专门的器官捐献和移植负责机构，每一家医院还都有一名器官移植协调员，通常是有经验的医生或护士。协调员负责辨识有心脏病发作或脑死风险的病患，这两类病患的肾、肝、肺、胰脏仍能正常运作，可以移植给他人，有时连心脏也可移植。
一旦有器官捐出，协调员就会通知国家移植组织，让他们从等候移植者的名单中寻找合适人选。若要接受移植的病患所在地太远，还会将器官放进冷藏箱空运过去。
移植手术的费用由西班牙公共卫生体系承担，捐赠者身份不公开。为防止器官走私，只有西班牙居民能接受移植。
对中国来说，除了借鉴西班牙模式，构建移植协调网络，加大政府投入之外，更需要公开患者排序，透明化器官分配。
要知道国人不愿捐献器官，除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还与相关部门公信力缺失有关——很多人怀疑捐献的器官能否公正地给到最需要的患者，会不会被医院拿去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