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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剧版《庆余年》开播，反响据说不错。到目前为止看了七集，也翻过小说了解梗概。不过毕竟小说与电视剧是不同的产品，这里仅基于电视剧的逻辑，“抛砖头”，开脑洞，谈谈观感体会。#基本无剧透#。
一、《庆余年》与《琅琊榜》的界限网上有一些剧情介绍，把剧中的朝代指向南朝刘宋，认为宋武帝刘裕是庆帝的原型。当然，刘裕他们一家子祖孙几代人的自相残杀史，确实一季都“盛不下”，需要拍几部曲才行。不过刘裕本身的暴戾色彩有限，跟剧情中庆帝的“人设”颇有一段距离。
陈道明饰演的庆帝，其实与真实历史中刘裕的人设并不相同
编剧说其目标是以现代观念介入古代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营造一种戏剧冲突。其实这类艺术创作的思路，以往常见的是“穿越”、“架空”，近年来又多了“重生”，形式相似，内里不同，这三者之间差不多是层层递进、逐渐走向高阶版本。
穿越、架空和重生，并非天然带有思想深度，这和它们指向的历史时空相关。比如穿越回清宫的《步步惊心》一类，充其量只能在后宫那样的小天地里，在有限空间中乐此不疲地玩嫔妃争宠的无限续命游戏。架构在真实历史之上，再怎么改编，毕竟不能改变历史走向，细枝末节的修补裱糊，至多能掺进一点现代女权意识的“私货”。
南北朝的确是一个气势恢弘的历史题材。目前来看，对这段历史时期的影视表达，《琅琊榜》仍无可超越。《庆余年》能否另辟蹊径，值得观察。
《琅琊榜》的成功，本身就是观念碰撞的成功。这种碰撞是政治观念的古今对撞，但《琅琊榜》既非穿越，也非重生，说是架空历史，而它的架空却并非不着边际，布下极多指向真实历史的草蛇灰线。其整个线索的起承转合固然个人复仇动机的驱动，但“历史的合力”却又指向了带有现代性的政治正义观念，把“翻案”文章做到极致，弄出了一个“现世报”的大结局。而这种统治者自我纠错的圆满结局在政治现实中较难发生，显然是架空历史之下的一种现代政治正义的体现。
《琅琊榜》的成功元素之一，是现代观念下的正义诉求与传统社会背景下的合理化融合
其后的《琅琊榜2》则把思考和追问的力度又加深了一层，直指政治权力制衡和国家制度建构问题。永嘉南渡的特殊历史背景和路径依赖下，真实的北府兵也好，虚幻的江左盟抑或赤焰军、长林军也好，个别人掌握国家武装力量的半壁江山，这必然造就皇权日益增长的绝对权威需要与实际权力结构不平衡之间的时代矛盾。与其说亲王大臣之间的权斗属于杀人诛心、党同伐异、木秀于林、谣诼不断，不如说背后是个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梁国开国一代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赤焰军大统帅折戟沉沙。到了后几代人掌权时，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个人私交和个人人品并不能阻挡汹汹众口的臆想。由此，编剧引导人们去思考一个国家通过怎样的治理体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
从目前的几集内容和预告片里披露的情况来看，剧版《庆余年》的着眼点，更多倾向于“日常生活批判”。通过观照生活的细节，逐渐制造出价值观念的古今对撞，最终会否上升到文明和制度，尚不得而知。
乱世之中，人的一生该如何去过，这是个人生观问题。如何把这个问题意识置于南北朝那样的宏大叙事中，不被历史的琐碎所冲淡，进而把一段蕴藏“富矿”的大历史降维成“小时代”的“小确幸”，这是编剧要时刻面对的一个难题。
庆国监察院院长陈萍萍这个人物，就原著而言，有着制度价值寄托的
如果做得过头，有过度说教之嫌；如果做得不够，那就浪费了“重生”“架空”的独特优势。
退一步说，如果聚焦于纯粹的生活观念，那么观念的古今之争、天人交战也未必需要完全架空到二次元里去。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就有这样的生活剧不断上演。2012年央视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访问路人“你幸福吗”？提问的人是现代人，回答的人既有现代人，也有前现代人，还有后现代人。就婚姻而言，对于一个思维健全的正常现代人来说，他/她当然要追问“婚姻是否能给我带来幸福”。而对古人来说，幸福近乎奢侈品，生存才是硬道理。所以婚姻的意义是过日子，只要过得下去，便是不差的婚姻。不差，就是还行、凑合、将就，就是not so bad，就是just so so。
虽然原著设定也是穿越，但《知否》更容易改编的原因在于，穿越后的人物毫无以现代元素改造世界的野心，而是将自己改造得适应古代规则，并且能利用规则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所以当一个生活在现代却具有古代思维的人遇到另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人，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的时代穿越。问：“我们合适吗，我们在一起会幸福吗？”答：“没事，我们可以过下去的。”鸡同鸭讲。
其实，地道的日常生活批判叙事中，古今孰为优越，还在两说。列斐伏尔就说：“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时间并非工作时间的对立物，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幻觉。”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往往自以为聪明、得计，自以为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避过现代社会的各种“碾压”，用休闲、消费填补精神的空虚。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归隐山林，笑傲江湖。果能如此？
二、工业党人的“历史终结论”？在原著中，主角范闲之母叶轻眉被设定为一个同样穿越而来的现代工科女博士，以一种工业党人的姿态希图用科技改变世界。她的所作所为，除了把玻璃加工、肥皂制造、白砂糖生产等几个有限的现代轻工业技艺“今学古渐”，还试图引入权力制衡、现代商业模式（后来差不多走了淡马锡式的国有控股道路？），又把平等观念、女权主义等现代要素引入。当工业党与圣母心杂糅在一起，变革几乎全都归于失败，发起者个人也灰飞烟灭。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总结这位工业党人留下的历史教训。
一方面，无论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抑或是“回到未来”式的时空穿梭，观念的适应与改变都至关重要。主角之母的悲剧就在于，在没有观念变革的情况下，纵有科技革命，也仅仅是机器猫一般的技术搬运工。没有现代教育体系，也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所有的技术、产品都是孤立的，不过是上流社会把玩的奇技淫巧和有闲阶级的奢侈消费。而且，叶轻眉的观念水位并不算高深。原著中经常被引用和称颂的是她的这段话（在书中也被设定为监察院石碑上所刻的字）：“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受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受灾难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不向豺狼献媚。我希望庆国的国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都能成为统治被称为自己的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这套说法与其说是独特的现代价值，不如说是把孟子“四端”说的某个变种，即令置于古代，也并非那么惊世骇俗。
人是观念的动物，总是更乐于去做观念上被接受、被肯定、具有道义优势的行动。简单的体用二分，只能延缓矛盾的爆发，却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市场的发展、科技的应用如果最终缺乏价值动力和道德上的终极正当性，那么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和社会制度及主流价值系统发生冲突、遭遇瓶颈、遭到“离经叛道”的指责，就会有苏格拉底之死、布鲁诺之死。因此，现代文明的各种核心观念，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文明毁灭、“重启”之后重回野蛮的未开化社会（参见1968年电影《人猿星球》的结尾），都尤为值得珍视。
另一方面，孤注一掷地把工业党人的现世图景就作为满足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很可能得到的只是虚幻而可怜的“美丽新世界”。工业党人并不能拯救世界，而且这也未免高估了我们仍然身处其中的这个工业时代的冷漠一面。历史并没有终结于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救世主般的给古人洗洗脑、让他们换种活法的脑洞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看看百年以来活不起、死不起、病不起的全球工业时代的景观，我们的活法就真那么好吗？
从传统走向现代，基本单元从宗法型群体走向独立性个体，组织机制从身份走向契约。这却远非问题的终结。马克思终其一生曾在不同场合描绘过多种“三段论”的蓝图，最典型的有三种。
其一，从人的依附性到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和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从前现代社会的人依附于一个压迫性的共同体，到现代社会中的人成为独立的但同时也是孤零零的个体，再到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如果展开一点说，那就是宗族社会里，宗族高于个体，个人的自由发展如果让宗族“蒙羞”、“出丑”，就难逃被“浸猪笼”的命运；然后，娜拉出走，离开庄园，来到城市，获得自由，可这自由也很有限，原子式的个人在失去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保护，TA已很清楚“我是谁”，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是基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形成新的共同体认同。
其二，从以政治性的“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到一切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再到联合起来的个人自由交换，也就是从前现代社会的基于权力本位的强制性分配，到现代社会在市场法则下的交换行为，再到未来的既有个人自由又兼顾整体秩序和利益的交换行为。如果展开一点说，那就是从被压迫、被奴役、被欺凌的交换进展到凭本事赚钱分外香甜，可面对市场的大洋大海，单打独斗也不免望洋兴叹，这就要向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自愿联合进发。
其三，从共同体内的强制劳动到异化的劳动再到作为个人的实体性活动的劳动、作为自由人生活第一需要与最高享受的自愿劳动，也就是从前现代社会建立在束缚人身自由之上的强迫劳动，到现代社会虽然具有一定的自愿性的、独立的但其实还是不自觉地成为卓别林《摩登时代》式、码农996式累成狗的机械劳动，再到未来将个人的兴趣、意愿与生活需要高度咬合起来的自由劳动。
三、余论
我总觉得“庆余年”三个字固然按作者的逻辑是由《红楼梦》而来，但我倒过来读，却总联想到历史学家田余庆，联想到田先生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历史时的超凡史识和深刻洞见。他对北魏拓跋部子贵母死制度的研究、对三国时期青徐豪霸代表人物臧霸的研究等，一方面的确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另一方面又大开脑洞地小心求证、合理想象，勾勒出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宇宙。有时会想，如果田先生跨界当编剧或导演，会怎么拍一些历史故事？学好中国历史、讲好中国故事，田先生是个榜样。
《庆余年》这部剧，经过对原著的精心改造和铺陈，把重生概念做成学术实验推出来，是一个“活久见”的事情，不管怎样是值得一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