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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25年发展，中国公募基金的管理规模、产品和公司数量、股东来源等都发生大变化，唯独区域分布至今仍保持着“京沪粤三足鼎立”格局。
最早的“老十家”自不必说，即便是在其他地方注册的后起公募，也纷纷将办公地点往京沪粤挪。基金公司扎堆这些地方，主要是为了发展协同，即与所在区域的其他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交易所、上市公司等）形成充分的金融配套，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长时间聚集后，三地公募逐渐形成出了明显的地域特征。如谈及上海公募时，高大上、国际范等词语就自然脱口而出；深圳因有着众多创业型公募，则被贴上了“草根”标签；北京公募更多与“股东背景强大”联系在一起。地域特征不仅是感性直观的，还是理性客观的。如券商中国记者获取的数据显示那样，三地公募的权益和固收产品占比，是各地域公募整体风险偏好的体现。这些地域属性未来会更加明显，会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深化。
京沪粤公募占比超85%
天相投顾基金评价中心（下称“天相投顾”）以基金业协会披露的基金公司注册地为口径，将市场15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划分为北京、上海、广东及其他地区四大区域，从公司数量、管理规模等维度，在接受采访时向券商中国记者呈现了中国公募版图的整体概貌。
具体看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公募基金公司数量分别为24家、69家、39家，占全国总家数比例在85%以上，区域分布较为集中，且在时间上呈现出了持续性。比如天相投顾观察到，2020年以来成立的公募基金公司，均选址京沪粤三地，且以上海和北京为首选注册地（两地新成立公司分别为6家和4家）。而成立于2000年前后的“老十家”基金公司，更多是在广东和上海（分别为5家和4家），仅华夏基金在北京注册成立。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4季度末按照资产净值全口径，北京、上海、广东（包括深圳）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分别为5.58万亿元、9.46万亿元、9.35万亿元。此外天相投顾将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划分为权益类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划分为固收类基金，描绘出了更详细的区域规模特点：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更偏好风险收益相对较高的权益类基金，该区域公募基金市场中权益类基金占比达31.79%，相较于其他地区占比更高（北京和广东这一比例分别为26.32%和30.03%）；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基金风格以偏稳健为主，固收类基金占比达72.99%（上海和广东占比分别为66.98%和69.13%）。
（来源：天相投顾）
此外，近年来京沪粤毗邻地区也出现了不少基金公司。Wind数据显示，瑞达基金、兴业基金、兴银基金、圆信永丰基金注册制地是与广东毗邻的福建，去年底获批的汇百川基金注册地海南，同样与广东毗邻。浙商基金、永赢基金、南华基金注册地浙江省，与今年2月成立的苏新基金的注册地江苏省，则均与上海毗邻。但基金公司依然将办公地点选择在了京沪粤。比如兴业基金和兴银基金均选择了在上海办公；益民基金注册地在重庆，但办公地点是在北京；国新国证基金（原华融基金）注册地在河北雄安，办公地点也选择在了北京。
实际上，后起的中小基金公司往京沪粤靠拢，和早期成立的老一批公募有着共同的原因，即区域发展协同配套，这是了解中国公募区域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
区域联动形成经济配套
“观察中国公募的地域分布特点，区域联动是个不错的视角。”允泰资本首席经济学家付立春对券商中国记者指出，基金公司以京沪粤为聚集地，与所在区域的其他主体（如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上市公司、非上市重点企业、证券交易所等）一起，形成了较为兼容的金融配套。但每个地区基金公司的集中度有所区别。
付立春分析称，京地基金公司基本是在北京当地，以一己之力与京津冀形成配套；沪上基金公司林立，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也有一些中小公募，一起对长三角形成覆盖；广东基金公司主要是在广州和深圳，但佛山和毗邻的福建、海南等地近年有新公司诞生，一起对珠三角乃至整个华南区形成经济配套。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对记者表示，三地公募发展整体呈现了金融深化适配经济增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为一体的基本特征，但各地发展也有差异化。比如注册公司的数量是上海领先于北京、广东两地；资产规模上上海也是趋于上升，与上海全国金融中心的定位是匹配的。但从单价基金公司规模来看，广东与北京的大公司占比较高，上海的中型公司较多，二十年来这一趋势一直没变。
嘉实基金注册地在上海，但实际办公在北京，业内一般视为北京公司，天弘基金、银华基金等公募也是如此。以此为口径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末北京、上海、广东公募的前十名非货总规模分别为2.73万亿元、3.37万亿元、4.54万亿元，首位公司规模分别为7103.63亿元、5864.08亿元、9783.01亿元，中位数分别为2125.05亿元、3082.45亿元、4694.21亿元，末尾公司规模分别为839.82亿元、1913.91亿元、1101.72亿元。由此可见，北京公募的规模梯队最明显，上海公司的规模整体较为均匀，广东公募的聚集效应最强。
魏凤春还说到，从产品和业务创新来看，广东公募基金相对更加积极，对市场的引领作用会更强。天相投顾统计了近三年公募基金行业新发基金数量及规模分布发现，上海和广东两地的公募基金管理人在这两个维度均保持一定领先性，北京紧随其后。比如，在第一批公募养老FOF产品中，约42%的第一批公募养老产品来自上海基金公司，广东和北京分别占据了35%和18%的产品数量；首批REITs产品方面，广东上海两地基金公司首批的REITs数量占比均为33%左右，北京占比约为22%。“由此可见，在基金行业新政策颁布及新产品落地之际，北上广三地公司均快速响应，积极布局新产品，具有较强的信息有效性和较高的产品落地效率。”
地域属性未来会更加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区位因素在基金公司发展过程中是个大变量。除了上述宏观分析视角，还可以进一步提炼出更为微观的视角。从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来看，股东背景、市场化氛围、经商环境等是均被提及的共同因素。
“北京公募最大特点是股东背景很强大（尤其是银行和国资背景的基金公司），各方面资源很丰富。”某中型公募内部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这类公募的产品营销和品牌宣传较为低调，动作不会很大，但发展较为稳健，甚至某些细分领域可能还是隐形冠军。这些公募平时可能很少听到，但它们的名字一旦说出来，业内人都是知道的。但从规模上看，北京公募的分化情况较明显，头部公司很大尾部公司很小，但中等规模的公司比较少。
付立春认为，北京的大型国有基金公司较为突出，还有不少依托央企股东的中小型基金公司，这与北京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是契合的。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基金公司数量最多，对长三角辐射力较为显著，除了国有企业外，还有不少外资和民营成分基金公司。广州和深圳的基金公司股东成分更为均匀些，除了头部公司外，还有不少有地方特色的基金公司。这些地域属性未来会更加明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深化。
天相投顾认为，京沪粤区位特点上各有不同，上海和广东的基金公司整体上是高速度发展，北京地区基金公司发展态势则偏于稳健。相对应的是，上海和广东的外向型经济较为突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依托于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拥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政策，营商环境相对占优。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更为发达，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天相投顾以京沪粤规模最大的三家公募作为案例分析认为，华夏基金在发展中更具合作精神，富国基金更具创新精神，易方达基金更具进取精神。比如，华夏基金立足本土优势探求国际化发展之路，与国际机构在养老金研究、因子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富国基金在各个产品创新节点均率先布局，为行业发展提供先行经验，如在2008年10月推出国内首只创新封闭式债券基金富国天丰，2013年发行国内第一只浮动费率债券基金富国目标收益一年期等。易方达基金规模目前管理排名第一，获得多项业务资格，还是国内较早开展责任投资的资产管理机构。
在魏凤春看来，地方政府的政策倾斜是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公募基金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人的动力和能力的激发。股东关系、券商保险、银行渠道等先发优势在一定阶段可以帮助公司发展，但不会根本确立公司的市场地位。三地公司的市场地位本质上还是通过长期的价值发现、客户体验等，是基金持有人用脚投票来完成的，公司的平台价值形成的惯性作用也不可忽视。“目前以广东、上海为主的很多中小公募基金逐步形成专精特新的商业模式，在工业化与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上海公募国际范，深圳公募很草根
颇有意思的是，地域属性虽偏宏观，但每个地方的基金公司发展离不开具体的人。多位采访对象根据日常感性观察，对记者道出了他们眼中的公募区域差异。
以品牌营销为例，上述中型公募内部人士对记者直言，上海公募的主要特点是“高大上”“国际范”，“如果基金圈出现吸引眼球的动作，大概率是出自上海的公司。”比如在品牌营销方面，上海基金公司的视觉效应会更好些，甚至会使用小剧情嵌入视频中，拍出明星大片的感觉，但有时候也会拍得太过，变得花里胡哨。
与上海的高大上相比，深圳公募就显得相对草根一些。“除了南方、博时、招商、鹏华等老牌公募外，深圳多数公募的‘草根’特征较明显，倒是和深圳这个地方很契合。这些公募大多是创业型公司，深圳地域的包容性和税收优惠、营商环境等是吸引他们落户的主要原因。近年兴起的前海基金小镇等项目，都是这些草根公募和地方发展协同的结果。”
北京公募方面，从业者感受到的最直接优势，是“离监管机构的距离更近些”。北京某公募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离监管机构近些，可以在日常运作中更好地领会监管精神，发行产品时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也会更顺畅，比如纸质批文的领取更便捷，所以部分基金公司即使总部不在北京，也会将产品设计的部门设立在北京。该人士还说到，北京基金公司的股东方大多位于北京，如华夏基金的股东中信证券(600030)、工银瑞信的股东工商银行(601398)以及泰康基金的股东泰康资管等均坐落于此。“鉴于此，在股东方能够给予销售层面支持的背景下，若将基金公司设立在北京，基金销售渠道的沟通与拓宽则更具有便利性。”
更为有趣的是，不同地区公募的投研氛围，居然也存在差异性。
基金圈内某位资深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说到，上海公募数量占比接近全国一半，投研圈的互动氛围很好，平时下班和周末的交流比较多，各种沙龙等活动也很多。相比之下，深圳公募比较草根，投研圈的互动比较少，基本是各搞各的，基金经理投资也不看啥大思路，主要是钻研个股，以自下而上的调研和基本面研究为主。北京方面，该人士表示因为高校、部委等资源丰富，宏观方面的消息会对基金经理的投资有影响，因此整体的投资框架会偏向于自上而下或者是上下结合。该人士还透露到一个长期观察的现象：位于广州的易方达和广发基金因为都属于广发系，管理层较为稳定，投研部门相互之间基本不会互相挖人，所以两家整体发展较为平稳。
“上海在历史上就是远东金融中心，如今也是外资机构聚集地，外资公募自然会往此靠拢。有些合资转外资的公募，未来有可能会搬来上海。但和其他外资机构一样，外资公募也存在水土不服现象，有些公司业务近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原因除了不适应（或者是不认同）本土商业环境外，投资思维也和国内机构不太一样。外资投资风格主要分两类，一是主动性的集中持股（有别于策略单一的大规模基金的被动持股），二是低波动。但这几年业绩好的基金，大多具备均衡和轮动特点，这是外资公募难以做到的。”上述中型公募内部人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