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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档，张艺谋对上了陈凯歌。
截至目前，张艺谋的《坚如磐石》票房已破6亿，暂时领先。陈凯歌的《志愿军：雄兵出击》则以7.3的评分，领先口碑。
同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走过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二人终于在一个已经不属于自己的时代，迎来了一场难得的碰面。
这场大考中，他们仿佛再次走回1978年的朱辛庄。告别年轻时的挥斥方遒，留下的，是一个被时代消解的残酷背影。
初出茅庐
13岁这年，陈凯歌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考上了北京四中，另一个则是给自己改名。
父母原本给他取名陈皑鸽，但已经长到了一米八的陈凯歌觉得大白鸽可没什么劲，于是大笔一挥给自己改名陈凯歌，少年意气，高唱凯歌。
凯歌还没唱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凯歌已经被卷入风暴。
昔日好友冲进家中将母亲妹妹的丝绸衣物统统撕烂；家里所有的藏书都被搬到院子里的槐树下，被一根火柴点燃殆尽；而陈凯歌自己，则在众人厉目的围堵和害怕自己“ 不被人群接纳的恐惧 ”下，被迫推了一把自己的父亲陈怀皑。
经历了这一切的陈凯歌，最终在1969年的春天，带着十斤糖和一大箱书，下乡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
陈凯歌下乡有糖有书，远在陕西的张艺谋似乎只有血和汗。由于出身不好，刚到17 岁，张艺谋就在陕西乾县农村插了三年队。
在这三年时间里，他见识了这片黄土地上最辛劳沉默的农民，他和他们住在一起，几十人挤在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
乾县离父亲下放的陕南数十里地，张艺谋总能挤出一点空，跑去和父亲一起放羊，顺带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突然过起了这样的日子。但后来他知道，有些事情明白了也没用。
比如进厂，别人都顺顺利利，就他不行，最后还是因为篮球打得好，勉强进了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做车间辅助工；再比如入团，他入了七年都入不上，一到党员团员开大会的时候，全车间600个人齐刷刷看着他一人独自离开。
在这样的氛围里，张艺谋学会了“收缩地做人”。在厂里，他大部分时间只干两件事，一是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二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两件事，三班倒，张艺谋干了七年。
在厂外，张艺谋爱上了摄影，甚至靠卖血攒出了自己的第一台“海鸥牌”相机，厂里的人都知道有个小孩会拍照。终于，张艺谋等到了命运的转机。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张艺谋报了北京电影学院，但当时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显然超龄太多。
最终还是张艺谋的妻子肖华通过表哥，把摄影作品递到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眼光毒辣，亲自下了批文：“年龄大了，读四年太长，两年也可以，人才难得。”
就这样，从未接触过电影的张艺谋得以踏进北电的大门。另一边，比张艺谋小两岁的陈凯歌也在当兵转业、北京电影洗印厂的工作后，成功考入电影学院。
回到北京的陈凯歌舒了一口气，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家世与能力在电影学院里根本排不上号。若论家世，自己只能勉强挤进第二梯队，头上还有群高干子弟；若论能力，自己确实出众，但不算拔尖，发小田壮壮可以半小时答完卷子，剩下时间都在等他。
但相比之下，陈凯歌比张艺谋还是好上太多。本以为当了三年农民七年工人，这回总可以昂首挺胸进学校的张艺谋，发现自己的身份竟然又错了。
北电的入学典礼上放了两部片子，一部是美国爱情片《翠堤春晓》，一部是法国娱乐片《方托马斯》。从前只能看样板戏的张艺谋哪见过这架势，兴奋地拉住舍友们分享，结果陈凯歌、田壮壮从门口路过，淡淡地抛了句，“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从此之后，张艺谋变得很沉默。在陈凯歌的回忆里，张艺谋“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
这些沉默的时间里，张艺谋在试图把自己没见过的世面补回来。他让同学们开书单，陈凯歌更是一口气列了20本。张艺谋一一找来，买不起就手抄20万字，一字一字钻研学习。
张艺谋的抄书手迹
同学顾长卫说，张艺谋每晚都是最后一个从自习室回来，最后一个熄灯。生活中也是，张艺谋从不爱聊旁人闲事， 三句话说不到电影上，马上扭头走人。
如此这般勤学苦练，张艺谋终于成了院里的尖子生。陈凯歌有次无意看过张艺谋的摄影作品，内心直觉“此人非等闲之辈。”
即便发出感叹，但陈凯歌在大学里依旧选择做他的闲散诗人。很少有人知道，陈凯歌和顾城、舒婷一样，是著名刊物《今天》的成员。1978年，当北岛在创刊号中写下“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时，陈凯歌将它贴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张艺谋也说，陈凯歌是所有同学里中文修养最高，文笔才华最出众的。
四年时间倏忽而过，摄像系的张艺谋加入田壮壮的《红象》剧组，去云南拍毕业短片，陈凯歌也在张罗着自己的毕业事宜。二人后来在北电又见过一次，聊起毕业短片，张艺谋认为自己还是没做好，陈凯歌则隐隐感觉张艺谋“志向极高”。
果然，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也是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领导郭宝昌，看到《红象》时直呼：“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一将功成
即便未来的电影大师，到了毕业季也要愁工作。
当时的电影学院还包分配，但出身的差异再次体现。田壮壮和陈凯歌都留在了北京，前者直接进了北影厂，后者则进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张艺谋则被分配去了刚成立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为了能让好兄弟张艺谋留在北京，田壮壮向母亲于蓝开了口，希望能像接纳陈凯歌一样，再“收留”下张艺谋，于蓝也确实出了力，但最后张艺谋还是去了遥远的广西。
1983 年，张艺谋在厂长韦必达的赏识下，掌机拍摄了《一个和八个》，开创性地使用了黑白逆光拍摄、不对称构图、声画不对位等诸多技巧，对电影形式进行改革创新。《一个和八个》也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这种创新在当时并不被大众理解，甚至陈凯歌看过也只觉得“令人犯傻”。但班上的冯小宁鼓掌鼓到手红肿，霍建起更是直言，“战士们冲进来的镜头，像冲进来一个新时代。”
转年，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黄土地》，摄影早早敲定张艺谋，导演却迟迟未定，最终张艺谋和何群推荐了陈凯歌，于是韦必达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从北京借调出来，张艺谋、陈凯歌得以在一部电影中汇聚，这是他们的首次合作。
不出意料，《黄土地》石破天惊，让当时几乎全中国的电影人都注意到了陈凯歌、张艺谋这两个小伙子，甚至在遥远的山西，一位看过《黄土地》的少年后来说出，“我立志拍电影，就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了《黄土地》。”这个少年就是贾樟柯。
那之后，张艺谋搭上西影厂的吴天明，主演的《老井》拿下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陈凯歌回到北京，也在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中客串了两个角色，据说是因为受到了贝托鲁奇的欣赏。
不过陈凯歌很能拎得清，演戏只是玩玩，导演才是正经事。在张艺谋在片场为了贴近角色，每天上山用钢钎打出二三百斤的石板，再从山路背回片场的时候，陈凯歌已经鼓捣出了一部《孩子王》。
《孩子王》在 1987 年上映，给当时影坛带来的震惊不亚于《黄土地》，甚至拍了大半辈子电影的吴天明看后也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至此，陈凯歌彻底打出名声，张艺谋在大家的印象中还只是一个很会拍的摄影，顶多再会演点戏。
两位年龄相近，又同属北电78班，很难不被人拿来比较及暗暗较劲。也许是受到陈凯歌《孩子王》的冲击，吴天明破格提拔张艺谋从摄影到导演，甚至投资了张艺谋。张艺谋也不负众望，就在《孩子王》上映次年，张艺谋拿出了《红高粱》。
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的电影，讲述了“我爷爷”“我奶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火辣、野性又相当悲壮，在叙事和形式上都让当时的国人感到震撼，甚至原本几毛钱的电影票，被炒到了5-10元。莫言也说，1988年春节过后，深夜走在北京的大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
更让大家想不到的是，《红高粱》还一举拿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这让张艺谋在国内外影坛声名鹊起。
从此，张艺谋好像开了窍，以平均每年一部的高产速度连续拿出《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三部佳作，前两部双双提名奥斯卡， 《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拿下威尼斯第48届国际电影节银狮奖。至此，欧洲三大电影节，张艺谋只差个戛纳。
在张艺谋拼命创作的时候，陈凯歌还是悠哉悠哉，他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冲击。或者说，都到了这时候，陈凯歌还是没想过与张艺谋相提并论。
《孩子王》之后的四年里，陈凯歌只拍了一部电影，就是他心心念念的《边走边唱》，然而这部电影收到的最多评价是“看不懂”。
来到影史传奇的1994年。这一年，《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纷纷上映，在这一年前后，张艺谋拍出了《活着》，陈凯歌拍出了《霸王别姬》。
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活着》拿下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至此张艺谋实现欧洲三大电影节大满贯。这在国内，是第一，也是唯一。
《活着》
此时的陈凯歌终于有些急了，毕竟他已经带着《孩子王》和《边走边唱》两赴戛纳，均颗粒无收。陈凯歌曾说“有朋友问，倘若你第三次去戛纳，还未拿到奖，你是否会有崩溃的感觉？我说没有，因为我能随时从零开始。”
终于，他遇到了《霸王别姬》。
但其实《霸王别姬》的合作，起初看有些像强扭的瓜。编剧芦苇觉得原著小说只是二流水平，陈凯歌则表示不然，更像是三流水平；芦苇和原著作者李碧华一起看《边走边唱》，看完芦苇说“我边看边想，看完也没想明白他要说啥。”李碧华则笑着说，“我是边看边睡。”
相互看不上的班底里，只有制片人同时也是汤臣的老板娘徐枫始终坚定。徐枫在戛纳影展看过《孩子王》，看完她就觉得只有陈凯歌才能拍好《霸王别姬》，于是苦等加力劝近三年，终于说动陈凯歌。
除此之外，剧本方面也有芦苇全程把关，他向陈凯歌提出，“剧本你一个字都不能碰”，陈凯歌答应地很爽快，直言“那太好了，我省事了。”
群策群力下，《霸王别姬》一举成名，直接将陈凯歌送上名导之位，也让他终于拿下心心念念的戛纳大奖。
参与《活着》《霸王别姬》的录音师陶经曾说，“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和《活着》的张艺谋，都到了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 ‘ 好 ’里有一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世界无畏的童心。”
《霸王别姬》拍摄期间，芦苇经常和陈凯歌打个面的到什刹海，嘴里一边是最便宜的豆汁儿，一边是急切吐出的关于电影的吉光片羽；为了能让《霸王别姬》剧本过审，陈凯歌和芦苇甚至写假本子送审。
“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向往、追求、热情都交给了这部电影。就跟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还沉浸在创作讨论里的芦苇怎么也想不到，曾经这种习以为常的日子，会在鲜花和掌声后消失无踪。
在获奖的第二年，芦苇去北京，陈凯歌派了辆加长版凯迪拉克前去迎接，面对车里的甜点美酒，芦苇一时无言，最后只说了句，“凯歌啊，成名以后你要受累。”
显然，功成名就的陈凯歌并没有听进去，反而像匹脱缰的野马，在自我创作的领地里肆意驰骋。徐枫劝他不要拍《风月》，说这个故事人物不可爱，他不听；邀请芦苇做《风月》的编剧，芦苇说没有真实感的故事不会精彩，他不信。
“他的创作状态在《霸王别姬》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当时他很有激情，判断力很敏锐，之后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品格的灵气离他远去了。”芦苇这样评价陈凯歌。
最终，《风月》惨遭滑铁卢，《霸王别姬》挣来的四千万，在《风月》里赔了个底儿掉。
张艺谋也不遑多让。《活着》之后，张艺谋带来的是和《风月》一样讲上海滩老故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虽然当年口碑略好于《风月》，但重形式轻人文的毛病也已开始显露。
芦苇后来说：“我很幸运，跟张艺谋、陈凯歌合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处于艺术上最纯洁的阶段，那时候我坠入幻境，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我没想到，那竟是我们这一代的终点。”
四面楚歌
《霸王别姬》刚做完，芦苇就找张艺谋看片，看罢，张艺谋说“这是学好莱坞学得最像的电影。”一句话给芦苇和陈凯歌气得够呛。
在当时，好莱坞是个贬义词，这代表着对商业的臣服与对艺术的背离。但迈入千禧年，一切都变了。
《指环王》三部曲在全球狂揽百亿票房，影像夹着热钱在全球流动；国内也开始实行院线制，对制片、发行及放映统统改革。
新浪潮下，国外还出了个李安，凭借《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震惊全球。国内不知道从哪钻出了个冯小刚，一部《甲方乙方》卖了3600万，他本人竟然也分到了120万。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砸进张艺谋、陈凯歌的眼睛里。金钱至上的新时代已然到来，过去瞧不上商业电影的两位导演，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争做时代弄潮儿。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大明星加大制作，直接拿下2.4亿，占据当年票房的1/4，更是连续两周成为北美票房冠军，成功开启国内大片时代。提起这一战绩，至今张艺谋仍压不住翘起的嘴角，“就像今天，如果是 400 亿的全国票房，它一部就占到100 亿，完全没想到这么爆。”
《英雄》的成功很难不刺激到陈凯歌，于是在他的精心准备下，2005年，《无极》上映。
《无极》投资两亿，创造了单日票房纪录。但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全线崩盘，风头全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观众对于陈凯歌的“积怨”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终于爆发。
很难否认，这些都是陈凯歌电影的老毛病。1999年《荆轲刺秦王》，芦苇列了二十多条调整意见，但陈凯歌依旧对自己写的本子十分满意。过于自我的《边走边唱》不仅李碧华看睡着了，戛纳展映更有观众睡着了四次。
《无极》的失败从国内蔓延到了国外。《英雄》大卖后， 好莱坞发行商决定，从此只要是中国的古装大制作，一律敞开大门，样片都不看直接购入，直到《无极》关上了这扇门。
就在大家以为张艺谋下一步可以将挫败的陈凯歌彻底“拍死在沙滩上”的时候，不知是否是曾经同窗的惺惺相惜，张艺谋拿出了一部《满城尽带黄金甲》。
《英雄》中的炫目色彩与大排场，几乎被完美复刻，但带来的只是令人目眩的不解与荒谬。戛纳电影节主席吉尔·雅各布曾在《戛纳往事》中这样评价：“张艺谋似乎被一种巴洛克式的眩晕所擒服，眩晕的强劲程度，或多或少和预算的增加成正比。太多的美扼杀了美，而且不可避免地伤害了真实感，淹没了生命。但张艺谋不以为意，他所着迷的，是华丽壮观，是仪式化，是千变万化。”
张艺谋的变化，芦苇早有察觉。2006年，张艺谋找芦苇探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了八天，芦苇说剧本问题很大，张艺谋则不以为然，说：“就凭张艺谋、巩俐、周润发、周杰伦这四个名字，两亿票房，芦苇你信不信？”
那一瞬间，芦苇觉得眼前的人很陌生。他至今难忘，《大红灯笼高高挂》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的那个晚上，张艺谋拉住他，彻夜在酒店讨论这部电影的失误，两个人总结出三十多条缺点，说还能做得更好。
人还是那个人，怎么嘴里说的东西就变了呢？
但张艺谋似乎已经自洽，他曾说，“进入商品时代，我、凯歌，我们这些人得去拍一些商业电影，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影响。”
《满城尽带黄金甲》后，张艺谋没有时间反思，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08奥运，自己的童年偶像高仓健送给他一把刀和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国际导演，你要坚持自己内心对艺术的选择，不要被制片人束缚和控制。”
不知道张艺谋有没有听进去，但奥运结束，他带来的电影是《三枪拍案惊奇》。
这部评分至今没到5的电影甚至在当年催生了金扫帚奖，一举横扫最令人失望影片和最令人失望导演两项大奖。就连曾经的伯乐吴天明都忍不住发飙，“我问张艺谋，《三枪拍案惊奇》你想告诉人什么？”
张艺谋则在回应中贡献了他经典的“两条腿走路”理论，他说，“中国电影正是被票房绑架的年代。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
这种与金钱达成的诡异和谐终于在2013年被彻底撕碎。这一年，《金陵十三钗》上映，张艺谋和他十六年的好兄弟、投资人、也是他多部电影的制片人张伟平彻底闹掰。
关于与张伟平的决裂，张艺谋说，“别的我都能忍，可电影是我的底线。不能你想加什么情节就增加什么情节，你想让谁演就让谁演。”
2016年，摆脱了张伟平的张艺谋签约乐视，《长城》上映，演员表赫然写着：鹿晗、王俊凯、陈学冬。
再次面对观众谩骂的张艺谋，仅仅两年时间就与乐视解约，转投欢喜门下，一下子拿了1.5亿股，创作金也变成了1亿。
钱够了的张艺谋好像开始从大场面的眩晕感中恢复过来。2018年的《影》，2020年的《一秒钟》都让大家有那么一晃神，感觉好像当年的张艺谋又回来了。
而《无极》之后的陈凯歌，《梅兰芳》《赵氏孤儿》《搜索》全部反响平平，甚至还惹来一片骂声。
2015年的《道士下山》更是创了影片评分新低，几乎和当年《无极》打平。作为最具文人气质的中国导演，陈凯歌正在他的电影中一点点消解这种文化属性，他甚至放弃了自己最爱的隐喻与象征，《道士下山》体现的最为明显，曾经隐晦的那些大道理已经被掰开揉碎喂给观众，可引发观众讨论的，还是郭富城张震在草地里抱着打滚儿。
芦苇曾说，《无极》之后，那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豪气已经在陈凯歌身上荡然无存。“这个人、这个导演已经被人给啐昏了，他已经非常茫然，没有方向感。”
终于，这种近乎于自毁式的表达在《妖猫传》中达到顶峰。最会写作文的陈凯歌真的像一个考了一辈子高考的垂暮考生，这次终于交出来一份考官们都能看得懂的文章。但字里行间消失的，是他作为一个文人全部的灵气与豪气。
冯小刚曾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这样写道：“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
陈凯歌只是淡淡回了句，“不要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可以在象牙塔里。今天，已经没有象牙塔了。”
老骥伏枥
看似性格、风格迥然的两位导演，在古稀之年共同选择了奔向主旋律。
2019年，陈凯歌联合执导了《我和我的祖国》，一众后起之秀中，陈凯歌是唯一的大前辈，却仍然被观众嘲讽“作为总导演，所以自告奋勇拿了最烂的本子吗？”
但年近七十的陈凯歌，已然失去了当年与胡戈对簿公堂的勇气，这么多年，观众的嘲讽像是一柄柄锤子，将他从云端生生锤进大地，他已无力抵抗。
随后的时间里，陈凯歌也越发高产，2021年上映了《长津湖》，今年又拿出了《志愿军》，待拍作品甚至排到了2027。
张艺谋也再次选择了跟进，以一年一部的数量，接连推出《悬崖之上》《狙击手》《满江红》，再到今年的《坚如磐石》。
在几年前许知远的访谈里，张艺谋也一边吃着油泼面，一边感叹道：“我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王朔此前也问出了所有观众心中的问题，“这俩人还在拍，到底是为了什么？早晚要停，都快六十，赶紧停了吧。”但二人不但没停，反倒更加把劲。
对于张艺谋来说，拍电影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他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惯性。即便已经功成名就，他还是停不下来。
张艺谋曾说，自己没有真正服气过任何人，对于比自己强的人，他在由衷地赞佩之后，心里总会铆着一股劲儿，拼了命也要超过。
在拍《黄土地》时，张艺谋和陈凯歌坐在黄土高原上，抬头看着头顶那片蓝天，陈凯歌突然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属你最强烈——心比天高。”张艺谋也承认，“我的心太高太大，也许我会因此而累死，但这种心劲儿是无法改变的。我想试一下，如果一个人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事，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老友田壮壮很喜欢和陈凯歌喝酒，因为一喝酒，平时用城墙堡垒加固自己的陈凯歌瞬间松动，会在酒桌上掏心掏肺，痛哭流涕。“他还是有梦想，但梦又是虚的，是一个挺乌托邦的东西，他也知道自己实现不了，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可笑与可悲。”
互联网上有句话流传甚广，“陈凯歌用一辈子证明《霸王别姬》不是自己拍的。”或许陈凯歌、张艺谋直到古稀也依旧站在人群中央继续表达，也有一部分原因还是想证明自己。
但很可惜，事与愿违。一方面，二十年已经开始松动的口碑早已无力挽救。另一方面，曾经一手将他们推上神坛的时代已经离去，当下不负责建构，只负责消解。
现在的张艺谋变成年轻网友口中的“emo”，至于陈凯歌，观众讨论最多的不是他的新片，而是洪晃的电影片段以及那一句“阿瑟请坐”。
最近，《荆轲刺秦王》评分跃至8.2，甚至也有人像刷姜文《让子弹飞》一样开始刷《无极》，没有人知道陈凯歌是什么心情。在一场饭局上，有人端着酒杯上来就喊 “大师啊！” ，陈凯歌没说话，端着酒杯，转身走了。
就像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