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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天宇编辑 | 王小
一个从印度新德里发往中国江西省的包裹，装着患者赖以生存的药。二三月份时，这个救命包裹花了42天20个小时才送达。平常只需一两周。
印度仿制药，因其价格低廉，在中国，癌症患者、HIV感染者、慢病患者形成了一个隐秘而庞大的购药群体。每天，从印度发往中国的快递中，有很多是抗癌药，或者艾滋病用药。
这些患者的共同特点是不能断药，但疫情打乱了这些患者的用药节奏。
2020年7月23日，来自印度通信部邮电司的一纸公文令中国患者又一次悬心：从7月25日起，印度的国际EMS只对名单中20多个国家开放，没有中国。
印度邮政官方人员在8月4日向《财经》记者确认了此消息，解释说由于两国之间航班有限，所以暂停向中国的业务，“但是我们正在衡量情况，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目的地的服务”。
几天后传来消息，从8月6日，印度发往中国的国际EMS服务恢复，但也强调在疫情期间运力依然不足，包裹仍可能延期或没有航班运送，印度邮政方面未能向《财经》记者再次确认。
在新冠肺炎横扫全球半年之后，2020年从印度邮寄药物到中国，已经出现多次暂停。中国患者已经无奈接受现实，比如涨价，以及药物真假难辨。
借助全球医疗资源找到治病的路，今年总是阻塞。一部分重症患者以往还能寄希望于出国看病，今年也因疫情交通不畅、目的地疫情严重等，而耽搁下来。2020年，中国的患者仍希望得到国外医疗资源的补充，但他们不得不忍受更多的不确定性。
延迟的包裹
“（耗时）最长是永远都收不到。”
做代购的何佩有药学专业背景，他告诉《财经》记者，疫情暴发至今，一些包裹就永远死在路上了。从印度寄来的包裹如果海关不放行，直接打回去，可这是疫情期间，EMS有些包裹又不能及时投递回印度。
从印度发来的购药包裹，一般是从印度新德里向中国北京投递，然后从北京再向各地分发。何佩说，如果海关不打回，包裹予以放行，最长的两个月左右才收到。疫情前，这样一个包裹仅需要一两周就到了。
李闵在7月初托印度人向中国青岛邮寄了一个包裹。7月11日，包裹从印度新德里离开当地的境外出口互换局，发往中国，查询状态显示“尚未抵达中国邮政”。李闵一度担心是不是会出现问题，也问过印度人，对方安慰他说，包裹已经清关了，会经由新加坡去往中国。
但那个包裹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杳无音讯。
那一行“尚未抵达中国邮政”，一直持续到8月15日。次日李闵看到包裹的那一刻，“激动得很”。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印度政府因为防止疫情，停掉了一段时间的EMS，加上若没有印度到中国的航班，走其他国家中转，其他国家航班很多也是一周一次，不一定排的上，前前后后得40多天。
何佩向《财经》记者提供了一份印度药的物流记录：2月3日，包裹抵达印度新德里的处理中心，发往中国北京。彼时，印度已出现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这份疫情焦灼时刻的买药包裹，在两国的中途辗转了一个多月。直到3月13日，这份药物抵达北京，然后分发。最终，这个印度药的包裹耗费42天20小时，才到达患者手中。
何佩的观察是，邮件延迟的情况，从年初国内控制疫情起，就开始出现。
“延迟是100%，海关扣留是80%左右，40%会被打回去，永远死在路上。”何佩说。
对于延迟，经济情况好一点的患者会选择买原研药先用，虽然贵，咬牙挺一两个月总是行的。
还有的患者，会无奈转而购买国内的现货印度药，有的是高价现货，有的则来路不明，比如宣称自己的药物是从越南、缅甸绕过来的，其实是“黑药”，质量和疗效无法保障。原研药吃不起，为了保命，也没办法。
何佩说，患者购买的药物如果被海关扣押了，患者会尝试提供资料缴税，希望放行。但有时候并不如意，包裹仍可能直接打回去。
7月下旬，印度发往中国的EMS停了之后，网上流传一个说法，包裹可以通过越南或缅甸绕一下，再进入中国。何佩说，的确有人这么做，但不是主流。
患者对自己包裹延迟的情况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困难时刻，觉得也算正常。
之前有意买印度药的中国患者，经常查看的是药物成分的科普类文章，以及哪种药物是不是有现货的信息。疫情之后，朋友圈里时常跳出来的则是“印度物流包裹暂停收件”“印度物流下周恢复”，这两个信息反复拉扯着患者神经。
HIV感染者也是吃印度药的庞大群体，互称对方为“A友”，3月一位志愿者建议说，“吃国家免费药的A友，建议不要在这个时候更换印度药，泰国药或者南非药。”因为彼时受疫情影响，印度的几家公司推迟生产，EMS物流也中断，他建议换药不是个好时机，至少等到6月以后再说。
尽管到8月底，印度EMS逐渐开始恢复，但是效率比以前低。按何佩汇总的近期物流情况，孟加拉受疫情影响，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大幅削减，物流效率也下降，物流时间是以前的两倍左右；老挝的EMS受海关影响，效率降低，但仍可发货。
患者担心的还是费用
从印度买药、邮寄变得艰难，带来连锁反应。
“涨价是一定的，有的甚至要翻倍，但仍然比国内的原研药便宜很多。”何佩说，典型的比如吉非替尼片，商品名是“易瑞沙”，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以前，印度版易瑞沙价格七八百元左右，后来价格翻倍，1500元—1600元的印度版易瑞沙已经算便宜的。
吃印度药的患者，在今年遭遇过断药的，在何佩接触的患者中，至少有60%。
购买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药物，比如老挝、孟加拉等，也是患者们无奈中的替代方案。但是药物品种不能完全涵盖，而且这两地的物流也多少受到影响。这些国家寄来的包裹，命运都差不多。
“患者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想用可承受的价格买到有效的药品，同时获得一些必要的用药指导。”何佩最希望看到的是，印度仿制药顺利到达患者手上之外，提高国内仿制药的质量，本土药企就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当然，让进口原研药降价也是一个诉求。
长期使用药物的患者，一提到断药、涨价，神经立刻绷紧。即使从没用过、也不考虑用印度药的患者，在面对未来可能更换新品种药物的治疗计划时，仍为治疗费用感到隐隐担忧。
陈瑶是一名肺动脉高压患者。2017年确诊后和医生商议，决定采取二联用药，吃安利生坦和他达拉非。那时她还没听过印度药。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陈瑶告诉《财经》记者，安利生坦在当地医保是可以报销的。两种药联用，每个月陈瑶的药钱大约2000元，负担不算重。
药效起初还可以，但陈瑶慢慢发现有副作用，由于吃安利生坦，她的血色素降低了很多，类似中度贫血，需要复查，决定是否换药。她有天在微信上问了医生，被告知如果血色素再降下去，建议换药。
在一些病友群以及聊天之中，陈瑶才了解到有印度仿制药的存在。不过，在她常聊的一个100多人的病友群中，没有人用印度药，“我问印度药怎么样，大家是抵触的态度，说不要用。”
拒绝来自于担心印度药不够安全，而且渠道也不清楚，担心是否正规、是不是假药。
陈瑶也和他们一样，对印度药的疗效持有本能的怀疑，“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先不考虑印度药。除非实在是没办法了，吃总比不吃好一点吧。”
陈瑶心里也明白，一旦换药，有些药一个月的开销也确实很大，上万元的情况是存在的。现在能报销还好，如果换的药不在医保范畴，她怕吃药的费用一下子升上去，每个月周转不过来，所以私心一直不敢去复查，怕医生真的让她换药。
“药神”是灰色的
疫情期间，3月5日，微博认证为《兵器》杂志编辑肖宁帮人发出了一则求助，这位求助者的父亲有前列腺癌，一直在吃印度仿制药，由于疫情影响，印度到中国物流停止了，家里处于断药状态，询问是不是有人从印度回国，想求助带两盒前列腺癌药物阿比特龙回来。
阿比特龙已经纳入2019年版国家医保。在那个求助帖下面，各省的药物价格显然是人们最关心的。还有两句对话夹杂其中：“买仿制药犯不犯法？”“自己吃，小量的没事。”
私人求助显然更靠谱一些。因为患者们的担心还来自于，代购药物处于法律灰色空间，中国禁止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而生产、进口药品，因此总觉得质量和效用难以保障。
不过，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新增内容，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减轻或者免予处罚。
正因为这灰色空间，海关退回包裹的情况会时有发生，因而有的患者等待几个月，还是收不到自己购买的药物。
8月7日，何佩向《财经》记者提供了一份物流记录：一个装着患者药物的包裹，从印度到北京，花了一周时间，但随后分发至患者所在的城市，因未能通过当地海关审核，要退回印度。但已经过去83天，这个包裹仍然在路上，还没有退到印度当地去。
无论是患者还是代购，以个人名义从国外邮寄到中国的物品，中国海关依法征收进口税，不过如果税额在50元以下的，直接免征；每次邮寄物品的价值限额是1000元，如果超了，得按照货物的规定去办通关手续，除非这个包裹里只有一件物品而且自用，那仍然可以按个人物品通关。如果不邮寄，直接从国外带回自用，限额是5000元。
从国外买药带回中国，包裹里药品的价值都希望正好夹在上述区间中。
何佩说，“一些被海关扣押的包裹，患者会尝试提供资料缴税，希望放行。”
在通航不畅时期，邮寄更要合规。一些购药包裹在好不容易上了飞机发往中国后，可能到地方海关后会被直接打回发货地，这样一来耽误患者用药。
海外就医产业链停滞
有些中国患者擅于借助全球医疗资源，找到治病的路，可疫情期间，这些患者可以说直接被堵死了通道。
“很多患者在今年疫情的影响下，治疗受到很大的干扰。”美国阳光睿达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主席邵新立告诉《财经》记者，出国治病已不现实，原本计划赴美治疗的很多患者得在国内想办法了。
去海外就医，这条产业链以前有多火热，现在就有多落寞。
不只是去美国，今年癌症患者的跨境医疗都不顺利，全球同此凉热，各国航班频频取消，而且很多国家的边境由于疫情而关闭。中国从3月暂停外国人持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直到8月11日恢复了一部分。欧盟在7月1日恢复对中国开放边境，不过仅在中国对欧盟开放边界的同等情况下开放。
美国从2月2日起临时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美国，比如过去14天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美国暂不允许其入境。
“实际上现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也不需要再这么劳心费神的出国了。”邵新立说。
补救方式是通过远程会诊，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给患者做参考。寻求出国治病的患者，大部分是希望找到前沿的药物或者对症的综合疗法。
美国医院的诊疗团队给中国患者远程诊断后，还可根据病情开具处方与药物。这需要美国医生对中国患者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加之跨境医疗中介机构较为专业的沟通，才能各方满意。会诊还必须在能够保证患者隐私的国际标准平台上操作。
然而，一些患者或中介机构往往只要求国际医生开药物处方或提供诊疗建议，并未进行详细的会诊，这就给医生带来很大顾虑，因为万一患者出现任何问题，医生需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往往不会提供意见。并不是每一位美国医生都愿意给大洋彼岸的患者开处方。
一些中介机构承诺可以提供服务帮助海外购药，并寄送到中国，但这些也必须是患者自己来决定，在未经规范化会诊的情况下，如果用药后出现副作用或没有效果，需要患者自己承担后果。
一些患者在动身赴美之前，先做远程会诊，了解病历和国内治疗情况做个预热，为之后就医的治疗方案做准备。但疫情后，患者因为知道无法出国，所以这部分的积极性基本没有了。芝加哥大学国际医疗业务总监温志刚接触的患者中，约有一半是这种情况。
另一些患者，原本也没想飞到美国就医，他们寻求美国医生的远程会诊，是作为第二诊疗意见的，希望了解自己在中国如何更好治疗，或者有没有国际新药、新疗法。
1月-3月，邵新立观察到，尚且有一些患者联系海外就医咨询，大部分是做远程会诊，也有几个患者赴美治疗。3月以后，赴美就医就全部中断了，没有患者飞抵美国。陆陆续续地，还是有患者寻求美国医生诊疗意见，但总体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跨境医疗业务的患者数量起码减少了60%—80%。
“今年大半年就这么过去了，何时恢复难以预估。”邵新立说，现在大家寄希望于疫苗，以解除在旅行上的一些制约。
不过，需求仍在，业内普遍认为，海外机构依然欢迎中国患者的到来，一切只不过是时机的问题。邵新立预计今年年底到明年，跨境医疗可以逐步恢复。
当然，从业者们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一下子跳回原来的状态。
2019年中国海外就医市场在30亿元左右，跨境精准医疗服务平台QTC Care CEO陆奕当时看到，这个增长是非常快的。
疫情踩下急刹车。预计到明年二三月份，跨境医疗业务恢复百分之七八十，邵新立觉得是有可能的。到那时，情况会变得更加清晰，现在只不过还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