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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发胶、雪茄和别墅，宣传中号称《亮剑三》的抗日神剧《雷霆战将》，终于在一片骂声之中被强制下架。
略说一说抗日将士的真实生活。
顶着满头发胶在炮火里耍帅，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的统一发型是“陆军装头”。这是黄埔军校学员的规定发式，其实就是半光的平头。这种半光平头不但流行于军队，也渗透到了家庭——比如，蒋光鼐之子蒋建国回忆说，“父亲严格要求我们生活要俭朴，抗战期间男孩子一律要留平头(当时叫陆军装)”。
八路军的情况也差不多，贴着头皮剪短，是最常规也最普遍的“发型”。
空军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家境优渥且受过高等教育。家庭与教育背景，让他们在进入空军之前，就比较注重仪容；加之空军没有理“陆军装头”的传统，作战方式也与陆军不同，且许多人还在美国接受过训练。所以，他们的发式与陆军很不相同，多以发胶定型为中分头或榛子头。
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图片引自www.flyingtiger-cacw.com/
将指挥部设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也是不可能的。
以八路军冀中军区的情况为例。亲历者回忆称：
“在敌人疯狂时机，往往以山洞为家，……晚间钻进山洞聊一阵以后，躺在石板床上，一个挨着一个互相取暖。天将亮以后，特别不是滋味，浑身又潮又湿，正如平常所说的‘肚内无食，身上无衣’，好容易盼着天亮，出得洞来看看，还是星斗满天。有的同志出洋相，唱出两句戏词，道是‘仙家出洞来，遍地黄花开’。”
《雷霆战将》里的别墅装潢华丽
《雷霆战将》里那种装潢豪华的高级别墅，不要说在敌后根据地没有，在国民政府高官云集的陪都重庆，也很难找到。
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1938年撤至重庆。“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该部副部长董显光的住所，是巴县中学“校园内原有的一座六角凉亭，用砖起了墙，就变成他同董夫人的住所了”。
重庆当日最豪华的饭店是嘉陵宾馆，是外国人士与国民政府军政要人经常出入的地方。1942年10月，驻英大使顾维钧回重庆述职，住进了该宾馆，他在回忆录里说：
“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所以，我对这一切闭口不谈。对我房间的寒冷、潮湿泰然处之。我睡在一张类似我在国外监狱看见过的那种简陋的铁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剥落。”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嘉陵宾馆更像是一座不入流的黑店。
1940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嘉陵宾馆内设茶会招待英美法苏四国大使。图片引自《中华(上海)》杂志1940年第88期。
通过叼雪茄来表现从容，进而让底下的士兵“安心”，也纯属扯淡。
事实是：无论是敌后根据地，还是国民政府的前线部队，在全面抗战期间，始终面临着饮食供给高度匮乏的困境。若有军官在战场上大抽雪茄，除增加士兵的反感之外，不会产生任何正面效果。
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仍以冀中军区为例。按照1938年制定的标准，该军区将士的饮食标准是这样的：伙食费菜金，每人每天5分。津贴费每人每月：战士1元，排级干部2元，连级干部3元，营、团级干部4元，旅级(分区)以上干部5元。粮食以小米为标准，一般规定战斗部队每人每天1斤12两(老秤，16两为1斤，下同)，分区以上机关人员1斤10两(1939年1月后减了2两)。显然，这只是一份勉强不挨饿的伙食标准。而且，略有天灾人祸，这份标准就会执行不下去。1939年，冀中地区遭受了水灾，根据地部队不得不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开始喝稀粥、吃野菜、吃黑豆（马的饲料）。
《雷霆战将》里的“雪茄秀”
进入1940年代后，冀中军区将士的饮食标准继续恶化。亲历者回忆说：
“现在回忆以往，很难想象是怎样度过来的。开始时，每天只发给四两小米（旧秤），三钱油盐，有时还难以为继。每天两顿稀粥，粥熬的半稀不稠，喝起来滋滋响，时间一长，找出经验，喝粥时一边喝，一边转碗，一碗粥三下五去二就可以喝下去，当时好象是饱了，肚子鼓鼓的，一下炕就饿了。”
“1943年春天，部队没有粮食吃，（冀中军区）三分区只好将骑兵团的战马交给当地群众，把用做马料的黑豆、高粱拿出来，作为部队的口粮，……有时掺一些红枣和黑枣搞瓜菜代。到后来，黑豆也吃不上了，就吃柳叶、杨树叶，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与老乡们一起吃用臭椿树叶做的酸菜。那时，如果能吃一顿榆树皮与小米的混合面，就算改善生活了。”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九个人围着四盘小菜聚餐。
国民政府前线部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4磅。国民政府陆军最多时仅约1.6磅，但这也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所得。1940年后，国民政府陆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该年7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甚震骇！”
王世杰日记记载“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引自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网站
1941年6月，梅贻琦从重庆坐船去泸州，目睹同船士兵“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除了早晚吃一点米饭，其他时候则“以水冲辣椒末饮之”或“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梅猜测，士兵之所以吃万金油，可能是“因肚中饿得荒而误以为发痧”。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1200名国民政府军队士兵进行体检，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饮食方面的情况是这样，衣装的供应同样非常艰难。《雷霆战将》里那种漂亮裙装，只是当代人的一种轻佻想象。
比如，1941年4月，地下党人张公干从宜昌前线归来，向重庆军政名流做报告，讲述前线士兵的生活情况，其中提到：
“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实不如犬马，谈起来只想痛哭。”
《雷霆战将》高跟裙装剧照
敌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晋绥抗日根据地：
“部队长期用不足量的黑豆和野菜等充饥。寒冬季节，被服供应难以为继，往往一个班只能发两条被子，全班合盖。有一年冬天，由于棉衣不足，有的部队只好两人发一套，你穿上身，他穿下身。在大青山地区的骑兵部队，因皮衣鞋帽难以解决，每年冬季都有不少人冻坏耳、鼻、手、脚。指战员普遍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有个时期，部队中患夜盲症的高达30%，患肠胃病的人就更多了。”
以上种种，才是当年的抗日将士所置身的真实环境。一如时任兵役部部长的鹿钟麟，当年所承认的那般：“士兵生活太苦，使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另据国民政府的美籍财政顾问杨格（Arthur Young）的估算比较，在1940年代，1名驻华美军的日常开支，约相当于供给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只有理解了这些史实，才能理解“坚忍不拔的抗战精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坚忍不拔”，而不是滑向引人发笑的“抗日神剧”。
注释
蒋建国：《童年随父在抗战中度过》。收录于《爱国将军蒋光鼐》，虎门镇人民政府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金刚：《抗日烽火中的涞源县》。收录于《烽火春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平顶山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第77页。左双文：《陪都战时生活：一些可能曾被忽略的侧面》。《同舟共进》2013年第1期。尚学祖执笔；王文波、封永顺、陈尚孔审定：《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供给工作大事记》。收录于《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一卷）》，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227页。金刚：《抗日烽火中的涞源县》。收录于《烽火春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平顶山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第76页。郭宝仓编著：《冀中军区在唐县》，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唐县抗战历史研究会2017年版，第300页。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王世杰日记，1940年7月7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网站线上资料。《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页。《冯玉祥日记》第五册，第840页。贺彪：《一二0师的医疗卫生工作》。收录于《八路军回忆史料（四）》，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