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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作者 | 郭墨墨
近日广东云浮一名从警20年6次立功的基层民警，因为生育三胎被开除了，同时被开除的还有他从事教师工作的妻子。自媒体用“9102年”这个网络修辞来描述这件事，是非常精当的。这些做法已经严重滞后到违反常识，但为什么能持续？
形势变了，超低人口增长率已经成为社会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
从趋势看，号称最能生的山东省呈明显下滑趋势，2017年出生率是17.54‰，2018年只有13.26‰。福建2018年出生率也从2017年的15‰降为13.2‰。而此次做出处罚的广东省，2018年生育率也只有12.79‰。
日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发表演讲称，目前可以获取的中国人口数据并不可靠，2019年年初的统计公报公布的中国2018年出生的人口数是1523万，实际上中国卫生统计年鉴里给出的全国的活产数据是1362万，多地可能存在出生人口虚报情况。
苏剑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可能出现在2017年，大概是12.813亿，峰值劳动力人口出现在2013年，大概是8.557亿，中国去年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峰值已过，已经进入下行阶段。（21世纪经济报道2019.10.20）这意味着人口已经不能实现自然更替。
数据打架太常见了，但不管依哪个，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超低生育率的危机就在眼前。
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什么？超低生育率往往意味着“超低生育率陷阱”和“少子老龄化陷阱”。
超低生育率陷阱，是指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由于人们价值观的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成为很难甚至不能逆转的现象。
“少子老龄化陷阱”，则是指即使未来科技发展了，可以用少量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也不能保证经济的发展。
因为生产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减少。年轻人消费减少，经济活跃度下降，而老人护理等消费增加，社会负担无疑将日益沉重。
老龄社会中，劳动力短缺、消费低迷、通货紧缩、地方凋敝等后果就会出现，而社会资源、财政资源越来越不堪重负的问题，就将降临在身边。
国际上一般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称为“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20%，称为“超老龄化社会”。
2018年，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0.92%。在发达的一线城市，问题要更明显，2017年上海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7.67万人，占总人口的21.8％。
老龄化社会的另一端表现，就是生育率下降，年轻人口占比下降。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普遍更低，北京出生率仅为8.24‰，上海、天津的更低，分别为7.2‰与6.67‰。（《2018年出生人口图谱:广东"最能生"东北出生率垫底》《21世纪经济报道》2019.05.07）
这种情况下还在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只会为进一步恶化人口结构助力。
来看看日韩两国的挣扎
人口要实现自然更替，增长趋于均衡，世界公认必须到达总和生育率为2.1的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值为1.7。
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52（《中国生育报告：2019》泽平宏观），已经不能实现自然更替，而且低于普通发达国家水平。
东亚地区普遍有人口难题。统计显示，日本总和出生率2016年已很低，为1.44，但2017年比上年继续下降0.01，为1.43。厚生劳动省表示，育龄女性人口以及结婚人数减少，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更艰难的是韩国，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8年出生统计(确定版)》称，韩国合计生育率仅为0.98，即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到1名子女，成世界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韩国生育率进入“零时代”
人口无法自然更替，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在眼前。所以，韩国实施了生育医疗补助、男职工育儿期工资、女职工育儿期转岗选择权等措施，在社会提倡企业必须树立家庭和事业兼顾的企业文化，男女平等，让每一位员工都能正常享受产假或育儿假，提倡父亲照看小孩、分享家务。
在日本，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挽救日渐滑落的生育率，推出史上最大的社福政策，从10月份起，日本3-5岁的保育园、幼儿园费用全免。初中毕业以前，学费、看病全免。并且每月还会给每个孩子发放2.57万日元(约合1649元人民币)的“儿童工资”。
尽管这些政策听起来诱惑，但学者普遍比较悲观。研究者普遍认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是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它们的推进，人类生育环境发生了深刻转变，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引入移民就成为很多西方国家着手的人口政策。
这种情况还罚超生家庭，为什么下得去手？
这个处罚决定和生育问题的实质根本无关，只和个人的实际利益有关。
这种仍然以严厉和高压态势针对三胎等计划外生育现象，与现行人口形势的现实和国家政策方向背道而驰，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体现。
生育三胎家庭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国家不仅应当继续修改生育政策，停止收取社会抚养费，停止对相关人的行政、纪律处分，还应当出台鼓励政策，对多生育的家庭给予照顾。
但为什么这样极端不负责任的处罚就作出了呢？
作为处罚依据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计划外生育现象直接规定开除或辞退，而仅是要求给予行政处分。也就是说，相关单位在自由裁量权内，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罚选项。
媒体报道，2019年3月6日，被开除的警察薛锐权向云浮市组织部进行申诉。2019年6月11日，组织部作出决定：支持云浮市公安局决定。随后，薛锐权的妻子，也被其所在的云浮市第一小学开除。
当事民警薛先生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海边玩，引自新京报
11月4日，云浮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应，辞退薛锐权并非网上文章称“超生”那么简单，“单位肯定是不会随随便便辞退一位公务员。薛锐权被辞退，是因为他的超生带来了一些衍生问题，因此在多次沟通无果情况下，才将他辞退。”
什么叫衍生问题，如果是其他直接触犯了《公务员法》，应当给予辞退或者开除处分的话，那么作为处罚的事实依据，为什么不能公开？
是不是真的如有些人揣测的，三胎涉及到领导或者单位考评的问题，被用来杀一儆百？
这个衍生问题，在开除女教师的文件里说的很清楚：“她得知《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后，对公职人员超计划生育没有明确必须做行政开除处分。同时听信国家即将出台开放生育政策，公职人员超计划生育不会影响所在单位及领导等传言，取消了（准备做流产手术的）请假”。
开除女教师的文件截图
衍生问题，无非是谁都知道迟早要放开，但毕竟还没有放开，只要指挥棒在，单位考评的压力就依然存在。不管你实际是做错作对，你不能和领导和单位利益作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说明在当下，尽管计生政策已经持续在修改，比如《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后，对公职人员超计划生育已经不再明确要求必须做行政开除处分，但到用人单位，根本不会从社会的高度，从法律精神的高度来理解看待问题，一旦存在伤及自身利益的可能，就会乐于从重、顶格执行。本已开了口子的生育政策，实际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指望拥有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单位对问题有认识高度是不现实的，指望利害相关者凭良心办事也是不现实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尽快从法律层面停止对三胎现象的征收抚养费和处罚，这是人口形势决定的。
第46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