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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焕发新生的重要驱动力。我国金融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起步较早，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业务数字化全面铺开，场景生态进一步丰富，管理数字化也开始起步。伴随着数字技术变革的持续深入和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金融数字化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存在哪些发展瓶颈？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地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
技术催生行业嬗变
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社会化大生产，众多行业的生态、格局以及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临数字技术浪潮，传统金融业选择了顺潮而上。
大型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追溯到2012年前后。彼时，面临经济新常态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商业银行切身感受到信息技术的威力，纷纷开始发力金融科技。
到了10年后的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于科技的重视程度甚至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根据各家今年披露的年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2021年的金融科技投入已分别达到259.87亿元、205.32亿元、186.18亿元和235.7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数字化已经成为转型共识。近两年，大型银行从组织架构上均有所调整，如中国银行成立金融数字化委员会，统筹推进集团数字化发展、金融科技、数据治理、信息科技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建设银行成立金融科技与数字化建设委员会，在金融科技条线组建了“一委员会、三部（金融科技部、数据管理部、数字化建设办公室）、一公司（建信金科）”，成立了多个总行直属机构，承接集团不同的信息科技需求、科创研发任务、电子渠道服务等职能。此外，还成立了渠道与运营管理部、网络金融部，加大了数字化渠道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全国性股份行紧随其后。中信银行半年报显示，该行已成立一级部门大数据中心。据悉，大数据中心成立之后，在科技条线，中信银行形成了“一部（信息技术管理部）、三中心（软件开发中心、大数据中心、科技运营中心）”的组织架构体系，将统筹整合全行数据架构、数据平台、数据工具等技术资源，组建形成大数据支撑团队近千人。光大银行在今年8月底的半年业绩发布会上透露，拟将信息科技部更名为金融科技部，并新设数据资产管理部、科技研发中心和智能运营中心，未来将形成“两部两中心”的金融科技体系，推动业务、数据和技术三大中台能力建设。
随着顶层设计、组织架构逐步完善，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金融机构各个业务流程。记者从光大银行了解到，该行对组织架构的调整已不仅仅停留在科技条线。光大银行在公司、零售和数字金融领域实施科技派驻机制，在总行部门开展科技与业务岗位双向交流，促进业务数字化转型。在零售条线，设立客户营运中心，逐步实现全量基础客户线上化经营。为配合零售条线组织架构调整，光大银行成立零售业务中台，垂直赋能一线客户经理，以数据能力驱动客户分层分群经营。
发展瓶颈日益凸显
数字化转型是一场触及金融业经营范式的深刻变革。数字技术在带来行业嬗变的同时，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不足也日益凸显。较为突出的，目前，商业银行依托手机支付在狭义的平台经济和零售金融方面做得较好，而在通用软件、公司金融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等。
手机银行等银行APP用户体验不佳，是较为普遍的一个问题。从各家银行半年报披露的情况来看，银行APP月活数据普遍不佳。如一家银行半年报显示，其手机银行、阳光惠生活与云缴费三大APP累计用户同比增长42.07%，但与去年年末相比，三大APP的月活均明显下滑，分别下滑14.71%、21.04%、45.68%。
中国银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马龙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要求传统的商业银行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组织的状态、运营状态、服务方式以及对外发展、对内共生的新模式，涉及一家商业银行从组织到经营、服务、运营以至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简单用科技手段建设系统产品就能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要求。
业内专家指出，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商业银行数字化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商业银行面临从战略到执行、成本投入、业务与科技的协同以及员工数字化工具运用能力培养等多方面挑战。
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纪志宏认为，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银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从技术层面来看，一方面是基础数据跟踪处理能力跟不上。银行内部沉睡数据较多，对数据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达不到数字化要求。企业级整合力度还有所欠缺，数据要素的价值未能真正发挥。另一方面是前沿技术探索相对滞后。许多银行手机APP应用的评分都明显低于互联网企业平台，卡顿、断点甚至页面设计不符合习惯等问题较为普遍，技术能力不足已经影响到用户体验。
机构激励约束机制也需要同步优化。由于业务数字化实际上压缩了上下层级，打破了横向产品部门、业务部门、管理部门之间的界限，存在一些岗位角色的挑战。另外，在传统商业银行员工构成中，具有数字化专业背景的人才占比不高，具有数字化经营经验的相对更少，队伍结构也亟须调整。而在现实中，传统商业银行对数字化人才的能力要求和画像还不够清晰。大型商业银行近年来加大了对科技人才的招聘和引入，但整体人才缺口还是较大。
“金融机构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方针，通盘考虑，从重构底层逻辑、完善顶层设计和夯实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入手，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认为，金融机构要抢占数字化转型先机，关键在于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用户为中心，重构底层业务逻辑；以战略为先导，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以投入为驱动，夯实数字技术能力。
还有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不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还停留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AI客服机器人等客户与银行的交互方式层面，业务的底层逻辑及产品服务模式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金融机构数字化发展战略和定位存在趋同，各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技术在产品服务层面相似度高，业务同质化严重情况也有待改变。
数据安全不容忽视
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安全也是绕不开的话题。数据安全将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能“走多远”和“走多稳”。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表示，监管部门正密切关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风险，尤其是业务战略风险、模型算法风险、数据安全风险。随着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监管部门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高峰认为，银行基于数据资产和数据化技术开展金融创新，前提是构建从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存储、使用、共享和销毁等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能力。
今年5月19日，银保监会就银行保险监管统计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数据质量责任，强调数据安全保护。银保监会在今年初印发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提到，将数字化转型相关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落实技术和管理措施。强化安全访问控制和全生命周期安全闭环管理，加强对外合作中的数据安全管理。关注外部数据源合规风险，明确数据权属关系，加强数据安全技术保护等。
当前，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愿望较为迫切，但与大型银行相比，其数据安全防控能力明显不足。对此，银保监会正推动大型银行加快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工具和技术，支持不同规模、禀赋的金融机构建立与经营特点相匹配、与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据介绍，大型银行近年来对外输出相关风控产品服务和工具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关产品已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多个业务领域。
从监管角度来说，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数字金融的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和新风险，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监管技术。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认为，数字金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增强金融消费者和居民消费者的安全感。要充分保障数据主体的隐私安全，坚决防止运用技术优势和数字优势搞算法提升、大数据杀熟等。
王兆星建议，当前应加快完善数字金融法治体系并严格遵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同时要牢牢守住风险安全底线，防止以创新的名义突破监管规则。“在监管模式方面，加快探索适合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新监管模式，使数字金融能够纳入整个金融监管中，同时提高监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