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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保护主义、极右主义、民粹主义盛行，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是居民收入平等越来越严重。
上半年写过一篇小文章“美国经济的真正危机”，指出美国家庭收入的严重不平等才是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特朗普的毛衣战实际上是试图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
文章还反驳了当时看到的一篇貌似非常深刻的文章（“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冲突”），因为其主要的论点居然是美国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拜中美贸易逆差所赐。
文章当时给出的论据是：“1970年以来，美国按照穷人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但是拉大最快的时间区间是1980到2000年，尤其是1990年到2000年，美国最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是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的两倍。相反，在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2000到2010年间，美国最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只比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多了2个百分点”。
但当时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收入差距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快速扩大。这几天整理在英国学习期间的资料，并结合看到的其他文献，感觉找到了答案：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大力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是导致美国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
经济自由主义，从宏观政策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因为经济自由主义，什么东西什么政策是最好的，政府什么都不管是最好的，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减税（下图），因为经济学家认为税收会造成福利损失。由于收入越高得到的减税收益越大，加之高收入群体可以使用的各类避税手段远远多于低收入群体，导致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大幅下降，实际税率甚至低于大多数中产阶级（下图）。例如几年前（好像是2010年）曾有媒体报道，股神巴菲特就曾经说他自己的联邦税率比其办公室秘书还低，并联合比尔盖兹等呼吁政府向顶级富豪们加征富豪税来推进社会公平。
经济自由主义，在微观上，主要表现为企业将经营目标完全转向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讲过很有名一句话，企业搞什么社会责任呢，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赚钱。这也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培训期间一位老师的观点：“对企业来说，人们不再像1960、1970年代那样以市场份额来衡量企业的成功，而是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特别是股价、市值或者更准确的说以股东回报来衡量企业的成功与否。对投资者来说，大家都致力于寻求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期望实现年均15%以上的投资回报率，而不愿意投资回报率低的项目，例如在曼彻斯特，很多资金投资房地产（曼城中心有很多塔吊），但是没有人愿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因为后者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参见：经济金融化：问题、原因与对策）。
经济自由主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这个是受何帆老师的启发，参见“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下降了么？”）：自由主义和股东利益之上理念导致美国在八十年代出现制造业的空心化：“如果你相信经济自由主义的判断，你其实在慢慢的用做金融的办法在做制造业。最典型的例子，GE的CEO韦尔奇，韦尔奇上台后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把通用原来很多传统的制造业能够卖掉的全部卖掉，为什么用这样的办法？因为如果你是用金融的思路做企业最好的办法怎么让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把非核心资产卖掉，这样的好处，同样还是赚钱，但是用更少的资产来赚钱，我的财务报表是不是更好看了，股票就涨的更快了。在韦尔奇退休的时候，通用的股票股价比他刚刚上台的时候翻了四十倍，所以是商界传奇人物。”制造业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搬出美国，劳动者收入下降，资本收入提高，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
